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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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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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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感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即所谓的“文（言）以载道”、“文以记事”和“有德必有言”，即辞章之学（文学）。可见，钱穆是从他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和根本精神的高度来理解和阐释三者关系的。反过来说，他对三者的理解，首先是从中国复兴和发展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这一大局说的。
第二，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发展的角度说，首先，他从中国传统学术演变的宏大背景出发，从经史子集内容的一致性与关联性角度，分析了三者的学术地位和相互关系，突破了传统经史子集的学术分野，阐明了经史子集、特别是经学和史学在中国学术演变中的相互作用，历史地分析了在学术史演进中史学的本源地位和经学的本体意义。他强调“经史同源”论，充分体现他是以“通经致用”或“明体达用”为立足点来认识经史关系及其历史地位的，并以此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作了新的阐述和高度评价。这样，他便对整个中国学术史作了独到的解释。其次，钱穆是自清代学术史明确提出该学术命题以来，第一次从知识门类（即学科分类）和方法论两个不同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关系作了系统和深入的阐述。清代学者对三者关系的论述，或是从非学术史的角度，或是从治学方法论的角度、或者是从三者分属不同学术（问）层面等角度来讨论问题的，有些人虽然也从两个层面提出了问题，但并未作深入的论述。再次，钱穆用“体用合一”论对三者的关系作了深入论述。他说，讲中国学问的系统实可用中国人常讲的“体”字来加以说明，“体”有“结构”（或称“组织”）和“作用”（或称“功能”）两层面含义，“每一体必各有其作用，一切体之构造皆由此作用为前提，亦皆以此作用为中心。……其所以有如此之结构者，则为显现此作用，完成此作用；故作用亦可称为属于此体内涵之意义。”[96] 在他看来，在知识本体论层面，义理、考据和辞章之学既是合为一体的，又有“体”“用”之别，其中，义理之学（经学）是阐发人伦大道和人生真义的，故是“体”，而考据之学（史学）和辞章之学（文学）则是此体之用。此外，他对近代以来史学界只重考据或义理，将考据与义理分离开来的方法及其实质与危害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指出了片面强调考据和空言义理之间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治学方法与道德心术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认为那种片面讲求考据和义理的治史方法是治学者的道德心术不正，是颇有独到之见。
第三，钱穆在继承中国儒家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文化生命学派等人文主义哲学思想，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作了不少新的解释，丰富了这一命题的思想内涵。他对义理的阐释，虽是以儒家心性道德为本位的，这是他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体现，但是，他所说的义理又不限于儒家，他认为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也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他所列的10多本中国典籍必读书中就有《老子》、《庄子》和《六祖壈经》。他所说的义理实际是以儒家心性道德为本位、融儒道释为一体的“天人合一”观，他在去世终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97] 他对史学内涵的阐释不仅超过了姚、戴，超过了章学诚，也与近代以来其它学者讲得不同。他主张一种人文主义生命史学观。他说：“史学只是一种人事之学。”[98] 所谓的“人事”是指民族国家以往的各种活动，“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99] 而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是有生命的，所以，“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100] 这种史学研究的目的是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以，它又是“治平之学”。对于辞章之学，即文学，钱穆不单是从“文以载道”来理解其内涵和功用的，更没有像戴震那样看轻辞章，而是认为文学本质上反映人生情感，是人的生命本质的体现和生命所在，“可谓文学即人生”。文学从内心追求人的情感和生命，实是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因此，他说：“到文学境界中则人与人生命合一，亦不见有对立。”“文化第三阶层之终极理想，应该是一个艺术与文学的世界，应该是一个艺术与文学之人生。……文化也待发展到第三阶层，乃始到达人生之真要求与真理想。”[101]
然而，由于钱穆是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来讨论这一学术命题的，因此，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中西文化的对立和比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重新审视，吸收了某些现代文化思想，对传统文化思想作了新的系统阐释，对“西化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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