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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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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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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和马端临等人皆在史学上有表现。明初宋濂、刘基等虽不著史，却留心史学。明末清初大史学家辈出，顾亭林、黄梨洲和王船山等也都属儒家。清代虽考据学大盛，其实仍属史学，只是较狭义的史学和儒学而已。“故在中国学术史中，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31] 反过来说，史学又是从经学演化而来。他说，中国最早的学术是王官学，即政府有关社会政治管理的档案文书，它形成了后来被尊称为经的《诗经》、《尚书》、《礼》和《易经》等。因此，又可以说，“史学从经学中衍出”[32]。
二是，从“体用合一”角度说，经学为体，史学为用，两者合而为一。钱穆认为，经史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功能，经学是阐发人生根本道理的，故在学问中处于“体”的地位。但是，这一“体”要变成对社会和人生有用的学问，则必须通过史学这一实践和治平之学来完成。也就是说，讲经学，必须落到史学上才能实现。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对人文社会与历史演进之实际贡献。中国人爱说通经致用，或说明体达用。”“要做一理想人，要做一圣人，便该在实际人生社会中去做，此便是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人文精神。”[33] 所以，他说：“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我们也可说心性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具备了某项心理修养，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实践，亦贵能投入人群中去实践来作心性修养工夫。此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34] 质言之，“心性是内圣之学，治平是外王之学。”[35] 可见，钱穆是从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高度看待史学和经学的辩证统一关系的。
其次，关于辞章（文学，即集部）与经学、史学的关系。关于经学与辞章的关系，钱穆论述得不多，但从他强调经学的中心地位，可知他是认为经学对辞章具有理论指导性的。关于史学与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源于史学。他说，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是《诗经》，而《诗经》实为一部史诗；我们现在推尊周公，而周公所作的诗经之雅颂和二南就是周人的历史，“周朝人的历史，由周公写出。我也根据孟子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来证明诗经跟历史有关系，一部周代的开国史尽在诗经。”[36] 其次，他还从集部源出于史学，论证文学与史学的相通性。他说，集部有骈散之分，最先的骈体为屈原的《离骚》，诗骚并言，则《离骚》也可说来自经，故《离骚》亦可通于子和史。三国时代的建安文学，乃由西汉的骈体辞赋转入散文中，其中曹操和诸葛亮等人的文字皆亦子亦史。晋宋时陶潜的诗辞传记，如《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皆一人之史，亦即一家之言，实为史、子、集三部通而为一。唐代韩愈倡古文，乃正式由骈体变为散文，“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正表明了其言亦子亦史。所以，他说：“一人之集，至少乃为其一人之自传，亦即当归入一民族一国家之文化道统中。故集部兴起，乃为四部之最后。……。而其当可列入史部，则更不待论。”[37]
第二，在方法论层面，钱穆对三者关系的总体认识是，义理是考据、辞章和经济的根本，“考据应是考其义理，辞章则是义理之发挥，经济乃义理之实际措施，则不啻谓一切学问，皆以义理作中心，而义理则属做人之道，仍是重人过于重学之见解也。”[38]
不过，钱穆主要是一位史学家，他讲义理主要是从史学、而不是哲学的角度讲的，这是他与当代新儒学家的不同，他本人也不认同当代新儒家。[39] 他有时将人文学科的研究等同于史学研究，认为史学是人文学的最基本学科，说：“自然科学基本在数学，人文学基本则在史学。”[40] 又说，中国史学“实乃一种超出寻常的人生哲学，亦是一种超出寻常的人生科学。一切学问尽包在史学之内，而史学乃超乎一切学问之上。”[41] 因此，在方法论层面，他多是从史学立场来谈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关系的。基基本主张是：
首先，治史贵义理和思想，不能只重考据。第一，历史考据要有义理的指导，不能离开思想来考据。史学需要考据来明辨是非，然而，“要是非不谬，那都有关于义理。”[42] 如，校勘固然贵有客观材料，可是尤贵有治史者的鉴别，“亦已包训诂考据辞章义理，而兼通一贯之。”[43] 第二，获取思想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而考据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我们该在材料上更深进研究其意义，工夫不专用在考据上，而更要在见解上。”[44] 他又说，做学问要先求其大，否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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