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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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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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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倡导的经世致用精神，是晚清今文经学的理论和精神来源，“今文学家主张经世致用，就从章实斋六经皆史论衍出，故从章实斋接下列龚定庵。”[60] 但是，晚清的今文经学空言义理，不讲考据，“但仍走错了路，来专讲公羊春秋，仍在故纸堆中立门户。”[61] 结果，“愈讲愈坏，讲出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62] 康有为则走向极端，其《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已经是一派胡言，既非经学，亦非史学。既非心性义理，又无当于治平实迹。即论考据，亦是伪袭考据之貌，无当考据之实。”[63] 另一方面，钱穆又对康倡言宋学和经世致用，扭转只重考据学术风气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在开学术新风气方面，“则此一百年内，不得不首先要轮到康有为。”康有为倡导的“以孔学宋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的思想，“这竟依稀是回复到晚明诸遗老之矩矱。乾嘉以来学者，可说无一人知有此境界。”“平心而论，他们推孔子为教主，守公羊为教法，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以毒攻毒，推翻训诂考据的话柄，此等处未免多有可议。然而他们以作新人才、改革政治为读书治学的大目标，以经史为根柢，以时务为对象。就大体言，他们提倡的一套，实应与北宋晚明无大悬殊。在中国学术史上，他们实应占很高的地位。”[64]
关于现代学术界，钱穆认为是被只重义理和只重考据的两种风气所主宰，说：“今日中国之史学，其病乃在于疏密之不相遇。论史则疏，务求于以一言概全史。……而考史之密则又出人意外。……考史之密与夫论史之疏，两趋极端。”[65]所谓论史之疏，是指只重义理，所谓考史之密，是指只重考据。他对将这两者对立起来的学术风气进行了严厉抨击。
钱穆说，那种只重考据、视史学为考据学的学术风气昧失了学问的根本，使学问成为于已于世无益的死学问。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本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彻底的审视，以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其所悬对象，较晚明清初更博大高深；然而学无本源，识不周至。结果是：“宏纲巨目，弃而不顾。寻其枝叶，较其铢两，至今不逮五十年，流弊所极，孰为关心于学问之大体？孰为措意于民物之大伦？各据一隅，道术已裂。细碎相逐，乃至亘不相通。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途辙，则为考据而考据，其貌则是，其情已非，亦实有可资非难之疵病也。”[66] 他认为，这种不讲学与问，只埋头找材料，只重自己成名成家，不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治学风气和方法，不仅是治学方法和路向的错误，而且是“存心不良，动机不正，这样只是‘丧德’，坏了自己心术。”“只此‘考据’二字，怕要害尽了今天中国的学术界。”[67] 而治学心术不正便是不实事求是，“此其从事学问本无甚深旨义，其所潜心考据之必无甚大关系。是安得谓实事求是？又安可得谓客观之精神？”[68] 更严重的是，这种治学方法和风气还会造成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民族历史虚无主义。他说:“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取死的材料……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考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69]另一方面，钱穆又批判了那种只重义理、轻薄考据的极端趋向。他说，近人治史实犯了高心空腹、游谈无根的弊病，“即如他们批评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其实多是空洞，不凭考据，自发议论，其病远超宋儒之上。”[70] 如果就学术方法而论，近世学术界是“重于明道，疏于辨术”，“所争皆在宗旨与目标上，所提出的尽是些理论，亦可说所争者用‘道’。但大家并不曾有一套方法来亲切指导人，使人不注意到落实用力之一面，因此只是徒争门面，绝少内容，竟可说尽是提出意见，却无真实的学问成绩。即所谓‘科学方法’，亦只是一句口号。换言之，科学方法四字亦成为一‘道’”[71] 如，五四以来的“打倒孔家店”、“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中国本位文化”以及“全盘西化”等均是如此。
钱穆认为，这两种风气和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他说，中国近六十年来史学弊端是，“由蔑古而疑古，由疑古而倒古。以考古之面貌为手段，以蔑古倒古之心为目的。故此六十年来之史学，可分为两大支。一曰评史，自打倒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皆是。一曰考史，自地下发掘，龟甲考释，古史辨等皆是。而考史实仅为评史之附庸。”[72]
首先，这种只重材料和不重义理考据的方法，最终会导致对历史的妄自菲薄与无端疑古，进而转入了鄙视考据的歧途；考史成为评史（即只言义理）的附庸，考史是为否定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义理之学服务的。为什么呢？他说，治学自然要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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