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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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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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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有三大系统。第一系统是以人为学问系统中心的“人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一人，如何做一理想有价值的人。”第二系统是以事业为中心“事统”，即“学以致用”。而人生与事业是不能分的，“故亦惟就其事业，始能见其学问之大体。”第三系统是以学问本身为系统的“学统”，如治史学、哲学等，好像每一套学问于人生实际和社会应用之外，各有其外在客观的存在，各成一系统。它与前两系统的分别：一在由学人来做学问；一来由学问产生学人。他说，似乎中国人开始只看重第一、二系统；中国传统观念中之理想人格是圣，主要在求完成自己所具之德，“学问则只是一工具，其本身不成一目标。”[21] 然而，西方却不同，“似乎西方人一向认为学问乃有一外面客观的存在，有其本身自有之疆境与范围。所谓学问，则止是探究此客观之外在，而又宜分疆界范围以为探究。”因此，重视学问的分类。钱穆说，这种做法“固然为人类社会开辟了许多的境界，提供了许多新意见。但也有两项易见之弊：一则各自分道扬镳，把实际人生勉强地划开了。如研究经济的可不问政治，研究文学的可不问历史等。第二、各别的研寻，尽量推衍引申，在各自的系统上好像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到底则每一项学问，其本身之系统愈完密，其脱离人生现实亦将愈显著。”[22] 另一方面，三者还是有主从之别的，其中，经学（义理之学）是阐述做人的根本道理的，是中国学问的第一系统“人统”，所以能贯通和指导其它学问的，具有核心的地位。他说：“所谓经学，则确然成为中国各项学问中之最重要者，并可称为是中国学问之主要中心。”[23] 又说：“经学之可贵，不为它是最古的，而为它是会通子、史、集三部分的。”[24]
以上是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之学的关系的总体认识。那么，他对义理、考据和辞章之学，即经学、史学和文学具体关系的论述又是如何得呢？
关于经学和史学的关系。钱穆认为，史学和经学（或称心学[25]）是中国传统学术两大门类，“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26] 两者所以成为中国学术的两大主干，是由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重视历史的精神所决定的。经学或心学主要是从义理和思想上阐发人文大道与如何做人的方法与真理，“因此，经学在中国，一向看为是一种做人之学，一种成圣之学。”[27] 中国文化又注重历史精神，史学是人事之学，它主要从历史事实来探求人文大道与真理，具有鉴古知今的作用，因此，“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道，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28] 由于钱穆视经学和史学为中国学术两大门类或主干，因此，他对经学与史学的关系阐述得很多。那么，经学和史学是什么关系呢？概括起来，钱穆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或层面来阐发的。
一是，从史学与经学在中国古代学术演进中的关系阐明了史学即经学，经学即史学，“经史同源”。钱穆说，后人所说的“五经”，有“四经”是历史。《尚书》保留了当时大量的历史材料，《诗经》比《尚书》包含了更丰富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史诗，《礼》记载了当时社会的一切礼俗，也可视为一部历史书。孔子的《春秋》则是中国史学的开山，“亦可谓孔子之学本即是史学”[29]。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是史学，其所讲不出周公和孔子的治平实绩与理想，皆属已往历史。后来汉代古文学家提出《毛诗》、《周官》及《左传》为经，“实是经学中之历史性愈趋浓重之证。其趋势至东汉而益显，即是在经学中根据古代史实的趋势，益胜过了凭空阐发义理的趋势之上。郑玄括囊大典，偏重早已在此方面；而王肃继起，显然更近于是一史学家。杜预作春秋左氏集解，显然亦偏重在史学。故可说经学即史学，史学即亦经学。”[30] 魏晋南北朝时，虽尚清谈玄言，史学亦鼎盛，儒学已从经学扩及到史学，由此开始出现经史并称，并有了经史学的新名目。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未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和杜佑等史家。宋代史学尤盛，著名史家有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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