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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

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仅能一段段一项项找材料,支离破碎,不成学问。”[45] 所谓求其大,就是说须先立一深远的义理和思想。第三,著史贵以史识对史料进行取舍,“夫著史必贵于实事而求是,固有待于考订,而著史尤贵于提要而钩玄,此则有待于取舍。”[46] 史识,即是指对历史所抱的深刻思想见解。第四,对个人而言,是先有学问和思想才有考据。他说,治学必先通晓前人关于这门学问的大体,然后才可从事窄而深的研究,“乃始有事于考据。”[47] 第五,考据在历史研究上有局限性。他说,人文学研究较科学研究更难求“实事求是”,“若只在考据上求‘是’,所考据的远在身外,此与科学精神尚易近似,稍属省力。但若要在当前群体生活之内求是,此却甚难。因人事日变,今日之所谓是,明日亦可成为不是;此地之所谓是,他处亦可成为不是。各人立场又不同。”[48]
  其次,治史要以考据为基础和依据,“讲历史该有考据,不能仅凭思想。”[49] 钱穆是以考据名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扬名史坛,初步确立自己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地位的。他此后的史学著述也不乏考据之作。治史所以要重考据,其原因主要有:第一,历史研究是建立在弄清事实、评判是非基础上的,这就需要对史料进行严密和正确的分析,此即考据,他说:“史学主要在一个是非,有事实上之是非,有评判上之是非。……不辨是非,如何来讲历史。”[50] 第二,通过考据能够发现新的史实,使人对历史有新的认识。他说:“考据之事,极其至则发前人所未发,开天地之奇诡。”[51] 第三,思想和理论来自考据所获得的真知识。他说,必先有学问才有知识,必先有知识才有思想和理论,不源于知识的思想和理论是不可靠的,“有真学问,始有真知识。有真知识,始有真思想与真理论。而从事学问,必下真工夫,沉潜之久,乃不期而上达于不自知。”[52] 所谓“真工夫”和重“实”,即是要讲考据。当然,这是比较宽泛意义的考据。
第三,治史又离不开辞章。首先,良史必工于文。钱穆十分赞赏章学诚的“史所载事者,事必藉于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于文”的观点,说:“诸位要学历史,首先宜注重文学。文字通了,才能写书。……讲史学,不仅要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而更又讲到要文章,这又是章实斋之深见。所以章实斋著书,取名《文史通义》。”[53] 其次,由于历史是很复杂的,一笔不能写两件事,因此,“多方面的史事,能一条线写下,此处便要辞章之学。”[54] 这是从语言文字的概括功能谈它对历史研究结果的分析和叙述作用了。第三,历史考据也离不开辞章。他十分推崇朱熹的校勘学及其《韩文考异》,说朱子重视从文理来考异,“言文理者,则必深入于文章的意义中去。”“故朱子之校韩集,不仅训诂考据一以贯之,抑考据义理文章,亦一以贯之矣。” [55]
 

三  对乾嘉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和方法的批判
 
  钱穆根据自己的上述思想,对中国学术思想史作了全面的评判。总的看,他对宋代以后到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和成就评价比较高,说:“宋元明三代理学兴起,在讲心性学方面已超过老释。因老释离治平而讲心性,终不如理学家即治平之道而谈心性之更为圆满,更为重要。故自宋以下之史学,亦特见隆兴。至于清儒,在晚明诸老如顾亭林考史,船山论史,黄梨洲写史,皆极卓越。”[56] 对乾嘉以来的学术思想,他极力推崇和彰扬章学诚,对晚清今文经学、尤其是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则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而对乾嘉考据学和现代学术界、尤其是对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攻击。
  关于清代考据学。钱穆说:“夫考据之价值,亦当就其对象而判。清学初兴,最先理论,则曰经学即理学也,又曰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所悬以为考据之对象者,仍在义理。厥后颓波日下,始散而为音韵训诂,降而为校勘辑逸,为饾饤琐碎,为烦称博引。而昧失本原,忽忘大体,……论其考据方法,纵或操而愈熟,运而益精。然究其所获,则不得不谓愈后而价值愈低。”[57] 又说,乾嘉学者群言经学,“而其弊至于不读经。此情真可浩叹。……若待识尽字再读书,岂不具是河清难俟?若论考据,则范围更广大,更是考不胜考。若果读书为学,不先融会大义,只向零碎处考释,则此路无极,将永无到头之期。……清代乾嘉经学,极盛之后,正犯了这个毛病。”[58] 因此,他认为,乾嘉“汉学”实际是悖离了汉代儒学经世致用的根本精神,使儒学真正走向衰微,“乾嘉时代自称其经学为汉学,其实汉儒经学,用心在治平实事上,乾嘉经学用心在训诂考据上,远不相作。所以论儒学,当以清代乾嘉以下为最衰。因其既不认心性,又不讲治平,而只在故纸堆中做考据工夫。又抱很深的门户见解,贡献少过了损伤。其时的史学,最多也只能考史、注史。”[59]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钱穆认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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