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叶军：高中历史教师迅速成长之路

2、原因分析

A、是对新课程思想理解有误。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后现代课程观，它是对以稳定性和精确性为核心的科学主义的超越。大概与国家经济战略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个概念有一致的地方。后现代课程观是对建筑在对现代化大机器生产式教育观念的反思基础上形成的，的确非常强调人的个性、强调人文性，但是同样不否定现代性、科学性。我们有些教师在实践中对教学内容上的科学性的忽视实际上说明他对新课程观念进行了片面的理解。特别是由于历史学科长期是“左”的重灾区，其内容急需要解决科学性的问题。外加一句，了解一下19世纪西方哲学史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条线有助于我们理解新课程思想的。

B、是对历史学科的特点没有很好的把握。现在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有些教师借新课程名义上的历史课变成了大杂烩课。历史课程是以历史学科为载体开展教学的，历史课程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其“历史性”，套用华东师大聂幼犁教授的观点，历史特点在于其有厚度、有穿透力，一曰“探源”（从何而来），二曰“探流”（怎样来）三曰“探变”（如何变化），四曰“探因”（什么原因），五曰“探义”（有何作用与意义），六曰“探势”（趋势如何），七曰“探异”（还有什么不同解释），八曰“探思”（我的解释有问题么）。由于历史学科的特点，要使历史课程解决教育性功能，在教学设计中即需要重原则，更需要重操作。在教学内容中即需要重情感，也需要重科学。在教学过程中就即需要重规程，也需要重是非。

C、是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下的无奈。在现实教育资源与教育环境背景下，我们想开展活动课、组织辩论会，想把教材作为一个案例，我们就会思考教学成绩是否因此会受影响，我们的手脚因此就会被束缚，所以我们的课堂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怪现象，私下上课时完全是老一套，拿出来大家观摩时成为了人文主义口号的展示会。教师在这个怪圈子中也就无法真正体验到新课程的快乐与痛苦。有一位教师说得好，现在的教师一定要有理想主义精神，只有具备一定的理想主义精神，我们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而成为新课程改革的受益者。

D、是教师本体性知识的严重缺乏所致。现在的时髦说法是教师的教育、教学理论功底不足，教育教学科研意识薄弱，以及“案例知识”（又叫“实践性知识”）明显缺乏，是导致我们的教学行为、教学实践普遍呈粗放型状态，“为什么而教”、“怎样教”这两大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的首要原因。但是我想我们的大学教学实际，我们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学科性知识”（或者叫“原理知识”、“本体性知识”）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如若没有较为完备的“学科性知识”为支撑，我们就根本难以写出历史教学中登载的象《真的是李鸿章卖的国吗？》这样的教学案例。

现在，一方面是史学研究成果迭出，另一方面新课程背景下的教材只是提供教学过程中承载知识和思想的素材（样本），只是引起学生认知、分析、理解事物并进行反思、批判和建构意义的中介，只是师生进行对话并获得发展的“话题”。这两方面给我们教师的本体性知识更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举个例子，去年一模命题时，我们做了一个徐光启与利玛窦对话图，答案是望远镜传入中国，可是后来诸暨有一个学生提出来，利玛窦死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当时我就想，我们完善、更新历史学科性知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保障新课程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增强我们的本体性知识呢，我想归根结底是两点，一是能否拥有更多的史料，二是能否掌握和运用先进的历史史观来组织史料开展教学。

第二部分、问题的核心--高中历史教师完善本体性知识的三个环节

第1个环节： 史实的“求真”

我想有两点要提出来，一是所谓掌握更多的史料，关键的途径是要阅读一些史学作品，结合中学教学实际应用到课堂中去，同时去做些普及工作，而不是去发掘史料，这不是我们中学教师所能做到的。二是我们平常的教学与写作过程中，对史料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能标新立异、随意臆测，一定要言之有据，这也是一种学风。

史实的“求真”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呈现历史本来的面目，二是进行科学的价值判断。

例①掌握相互印证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的判断。我就搜集到香港版本的中学教材、中山大学袁伟时的观点和北京大学茅海建教授的研究成果，发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并非如教材所说。事实上，一是关于广州的入城问题的争议，在入城问题上中国的两任两广总督徐广缙与叶名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是修约问题；三才是两个案件，即使是我们一直认为中国人冤枉的“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这两个案件，也须放到当时既有的中外条约背景下去认识。这样不但使我们更丰富地认识到中国近代权利的丧失更多是缺乏国际意识的产物，也促使我们从历史教学实践的角度去修正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教育。

例②对史料的进一步掌握有利于对历史固有观点与结论进行科学的质疑。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中，公车上书是否如康梁所说，康有为围园杀后计划的是非，袁世凯其中所起的作用等等史料汗牛充栋。但教材非常之老套，并没有吸收哪怕一点点的研究成果。如以维新思想的传播来说，我们教科书引用梁启超的话说《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引发了“思想界之大飓风”、“火山大喷火”，这是事实，可这个后果对变法改制是积极影响呢还是消极影响，教材到此就放任不管了，似乎是为学生的独立思考留下了一块自留地，但是改革失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正统性”结论明明又是摆着的，这块自留地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研究性学习肯定要改变这一点，如我有一次试着引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异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的判断，又引用许多戊戌变法研究专家考证出来关于康有为曲解证据，导致树敌更多的史实。学生就开始对戊戌变法的失败之原因有多角度的理解，甚至得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是改革行不通，而是康有为这样的改革行不通的结论。我想教材还把改革失败原因与教训的结论放在那里，完全是革命史观作崇，在革命史观下，将革命的特点强加于改革的特点，这在研究性学习大潮中肯定要淘汰。

例③掌握相互印证的史料有助于我们摆脱“迷官”“迷洋”情节。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革命导师，特别是外国名人对历史的评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更是一种长久以来的弊端，曾为了说明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就说克拉克在签署“停战协定时”说过一句朝鲜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敌人”开展的一场“错误的战争”，殊不知克拉克在前面还有一个假设“假如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的话”，战争并没有扩大到中国来。再如其中的圆明园被抢掠、毁坏这一历史事件，我们总要引用1861年,维克多·雨果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但是雨果的话能不能当作证据，即使是证据，有没有其它相反的说法，后来我搜集了一些南方周末中刊登的史料，发现大量的劫掠者不但有英法侵略军，更有北京的老百姓，带路者居然还是龚自珍的儿子龚孝拱。说到“迷官”“迷洋”情节，还不仅在立场与潜意识中，在方法上也存在，我们常拿一个题目来讲一段历史，我们这种风气是不好的。

我们是不是只要把这些新的史料带进课堂去就行了吗？我看不是，我看至少要解决这一些问题，这个新史料是哪里来的，在哪里得到印证，是在哪种背景下产生的，可以放到哪个主题下，否则也会把学生给搞糊涂的。

第2个环节：关于学习和掌握科学方法

讲到方法问题，现在我们教师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恐怕是把一系列历史研究与教学的方法庸俗化，如以生产力为中心的方法：

一方面是我们人云亦云，什么东西都往上面套，落入历史工具主义的陷井，比如我们一个题目的原因时就把生产力往上面套，但是生产力为中心的方法，只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不能无条件运用。又比如说，我们从不怀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把土地分给农民是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最佳途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了清华大学秦晖教授与已过逝的海外学者杨小凯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得出的不同的观点后，就会使我们对革命运动的原因有更多的思考。

与此相应的是，我们走向了唯生产力论，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讲到一个题目，人们为什么认为武则天是一个好皇帝，这是因为她统治年间，经济持续发展，可是我们亦要想一下，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面，“国库”之富不等于国民之富、国家之福。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古代中国，国富民穷的状况十分常见，国穷民富的情形也间或有之。两宋朝廷长期困于财政拮据，号称“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于盛唐。而新莽朝廷灭亡时，仅集中于王莽宫中的黄金就达七十万斤之多，其数量据说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明末李自成进京时发现宫中藏银达七千万两之巨，比雍正时的国库要多得多。而新莽王朝与明王朝都是在饿殍盈野的社会危机中爆发民变而灭亡的。其实连古代史家对盛世的筛选也凝聚着批判暴政的人文精神。某些历史时段，本来具备了盛世的一般特征，但煌煌青史却吝于以“盛世”为称。如隋朝的国力一度达到鼎盛，隋代粮仓库存之丰富，让后人惊诧不已；所开通的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也曾造福百代。其所成就，不可谓不大。又如武则天在位时，破格用人，严于治吏，大力发展农业，促成了社会的稳定，完成了由贞观之治向开元之治的过渡。再如明成祖亲征漠北，一手缔造有明一代军事力量的鼎盛；派遣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又组织编撰《永乐大典》，也足称得上是旷代盛举。然而，历史定评从来不把隋炀帝、武则天、明成祖统治时期称为“盛世”。究其原因，或是奴役百姓、涂炭天下；或是任用酷吏、诛杀政敌过于酷滥；或是恃强横行、杀戮忠良而株连无辜。西汉政论家贾谊甚至说：那些说天下已经平安大治的人“非愚则谀”，真实的情况却是“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古人尚且有如此人文精神，我们的生产力中心观实在不应走向极端，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而且也是新课程超越科学主义的题中之义。

第3个环节：树立科学的历史观

将不正确的史实代代相传，把科学方法庸俗化，将历史结论教条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科学的历史观

高中教学既然是以培养现代公民为已任，那么其前提是正确判断事物的正与非，这只有基于科学的社会科学观---历史唯物主义才有可能。从教学实践上讲，科学的方法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分析正义问题的方法论，它是唯物辩证法的集中体现。它是从历史的联系与发展的观点考察社会历史现象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原则与方法，而且着重于要求人们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历史关联与历史进程中去分析、评价。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确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反右扩大化以来，民主与科学这一脉络断掉了，我们长久以来把历史当作政治的工具，把历史写成一部阶级斗争史、政治道德史。历史判断被道德判断所取代，逻辑代替了史实，西方的铁幕预言不其然变成了现实。如就历史人物而论，他们被装进“好人”与“坏人”的框框，或者保守反动，或者革命，或者无才无德，或者德才兼备。道德之剑一旦砍下，忠奸立判，泾渭分明。德与才不可分割，破与立不可同列。我们不愿看到好人有污迹，我们厌恶坏人有优点。是则是，非则非。历史人物脸谱化、线条化了。讲到新政与预备立宪，西太后与袁世凯既然是坏人，他们的改革肯定可疑，改革之手肯定肮脏，改革动机肯定自私。在中国近代史中，逻辑代替了史实，历史的史实被逻辑的鲜血所染红了，我们研究教学历史不得不把鲜血淘洗掉。

　　我想这一点是我们，特别是年轻教师要充分注意的。

第三部分：问题的解决：高中历史教师历史意识的培育策略

第一点：重建学科体系，确立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范式

a) 通读大学教材，初步架构历史学科体系。

参加工作之后通读大学教材对现在的年轻教师尤其重要，通读大学教材关键就是初步理解学科体系。比如我们许多教师世界史学科体系建立起来关键是得益于刘宗绪教授的那本《世界近代史》教材，其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论述给中学的教学与研究带来了很有益启示，时至今日，许多教辅资料的观点都来源于他的观点。如中国近代史部分就应当去读一下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近几年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观点基本来源于这本书。

b)提高理论素养，确立教学与研究范式，重构学科体系。

近几年来，随着阶级斗争学说与革命范式弊端逐渐明显，生产力根本说、现代化史观、整体史观、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四种比较新的研究与教学范式成为主流。这里着重讲一下现代化范式问题。现代化范式的依据就是世界历史是一部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的历史。具体说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核心是指生产力的提升，是工业化的过程，它包括机器化、市场化、都市化、专业化、可持续发展等等；同时这个转变又是人类急剧变化过程的总称，总的说来有政治上的民主化、法治化，经济上的机器化、市场化，文化上的科学化、理性化。现代化范式给了我们高中历史教学以新的问题意识、概念话语、分析视角来解读历史，使历史更加丰富、更加精彩的同时也有利于新的时代价值取向的形成。

但这种范式是不是存在着另一种缺陷呢?由于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一个美国式的概念"，现代化范式教学就隐含着两重假命题，一是现代一定比古代先进，二是西方一定比中国先进，并过度夸大这两方面的二元对立。这样就造成一系列问题：如，以西方"理想型"社会来衡量中国社会；把一些西方社会具有的特征误认为是中国社会的特征或"应该有"的特征。从而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特征，忽略其与传统相联系的一面，造成研究与教学的简约化、表面化倾向。这些问题在提倡后现代化课程观的今天尤其需要注意。2001年10~11期《中学历史教学参考》连载了北京师范大学春秋学社会主办，何成刚老师主持的中国近代史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概况，对民族独立与近代化、中外战争、历史人物这些由于现代化范式造成的评价混乱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说明就是其中建设性的一例。

下面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一是纯理论方面的：2002年光明日报理论版有个近代化专题，今天在光明日报电子版或近代中国网上找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也是从这个主题展开，这本书对我们高中教学非常有用。

二是从理论与中学教学实际相结合方面。南京大学英国史教授钱乘旦先生在2003年第3期《世界历史》上发表的《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的新的学科体系》，认为世界历史是一部世界现代化的准备、起动、成熟与发展、全球扩张、转型的历史。北京市王富友在2003年第3期《考试》杂志上刊出《从现代化的视角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主体内容》则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现代化为主题解读。还有一篇尚可一读的是四川成都教育学院冯一下在2002年1~2期《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发表的《现代化范式：高考历史复习教学的新思路》。

三、对现代化理论想深入了解的有作品也很多，如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后现代主义史学作品就不介绍了。

C）学习一点相关学科的常识，关注现实世界，丰富学科体系的内涵，拓展其外延，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

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上学年高一期末考试中宪法题中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体现了什么原则，第二个是统治权力的分工体现什么思想。答案当然分别是主权在民思想与三权分立思想。可是如果我们对西方政治思想有所研究的话，我们发现前者可以说是民主思想，后者则可以说是共和思想。在现在的形势面前，我觉得我们老师一定要去研究启蒙思想、并且具备这种思想。

再说地理方面的问题，这一方面做得最好的，我觉得不是我们现在，而是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那一批人，张阴麟的《中国史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典范。蒋廷黻曾用中西交通的变迁来解释西方侵华的特点，他在谈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加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原因时就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和上海至旧金山电报线路接通的角度入手。汤因比等西方史学家与汉学家就做得更好了，李约瑟本人在解答李约瑟难题时，就从中国的地理环境入手：说“跟极其重要的水利网有关”，中国有欧洲所没有季风气候和特别的河流与山脉，需要集最大力量建造欧洲人不需要的巨大的水利网以对其特殊的自然环境进行整体治理，解决水患。从而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自秦实行首次统一后，就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来管理帝国，不允许存在城邦与选举，不允许发展商业资本主义，科技发展也就遇到了欧洲所不可能遇到的阻力。所以我们平时就要多朝这个方面考虑一些问题：儒学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主流思想、阻碍中国近代化的“华夏中心论”产生原因是什么、当今日本与德国对法西斯战争罪行的承认程度之不同有哪些原因。

第2点：广泛地阅读、搜集相关材料，对历史的史实要进行深入地了解(以下均可以用google搜索)，仅举几例：

①《百年潮》杂志就经常发表杨天石有关阅读晚清民国时期政治人物的日记、电文的文章。如今他的文章已单独成册编为《近史探幽系列》，其中文章有利于我们对晚清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特别是康有为、孙中山和蒋介石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去年鲁迅中学就有学生在课堂上提出了中山舰事件的真相，结果其中一个来试讲的老师根本无法回答。

②南方周末经常有一些好文章，如《孙中山的筹款历程》、《1922年：孙中山与陈炯明》、《鸦片战争中的琦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蒋介石》、都对鲜为人知的史实进行一些披露。这份报纸在去年还有一个栏目叫《夕花朝拾》把晚清民国年间的一些历史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而且都是信史。

③对历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进行披露往往会在不期然间被我们发现。我在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时就曾发现朱维铮教授说到的关于梁启超从政的历史，然而我再去有意识地看一些朱维铮教授的文章，发现了更多的东西。韦幕庭、康德刚、欧阳哲生、雷颐、王尔敏等学者的文章，我都是通过这种途径读到的。也有很多文章可前几年的《读书》、《世界知识》、《万象》、《寻根》等杂志中找到的。

第3点：寻找材料，对历史的基本观点进行研究

①阐发型研究

光明日报每星期二的理论版经常发表一些有关的历史论文，比如金冲及等《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对戊戌辛亥年间历史的走向、人物的评价进行了规范；比如白钢先生的《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对改革的地位与特点、成败的因素、经验教训进行了详实地分析论证，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看了这篇文章会对我们反思传统的改革观提供一些启示；比如说孙家洲先生的《中国历史上的盛衰巨变》则对中国古代盛世的概念、特点、存在问题、衰败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证。如马大正教授的《中国古代的边疆与边疆政策》、李犁教授的《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宋健教授的《百年留学潮》、赵铁信教授的《 科举制度浅说》 都是我们研究与教学中不可多得的资料。值得指出的是，这类文章非常切合新课标与高考的一种专题式导向――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在这方面作为成册著作往往就是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这种出版社出版。因为它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同时了体现着改革的成果。刚才所说《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就对中国历史进行专题形式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说，观点新颖、史料准确、概括力度强、文笔亦不错。

②反思型研究

我本人是比较喜欢看外国一些大师的历史研究书籍的，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使我们反思我们教学与研究中的弊端，而且马上可以应用到实际中去。

　　如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学术书籍很多，观点也众说纷纭。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很好的一例。托克维尔依据大量事实说明了革命前的政府往往是一个思想控制有所放松，正致力于渐进改革的政权，是一个难得的好政府。我们在思考托尔维尔的观点有没有普适性的同时不得不深入思考我们对现代革命背景分析的模式。我们不顾实际地否定了那个致力于自改革的政府和那个领导人的做法的原因是什么，会导致什么后果。我们是否对政治全能主义式的盛世仍抱有期望的心态呢？我们是否需要、怎样把历史人物心理学的基本方法融入历史研究与教学中去呢？

又如我们在看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等一些作品后，就可以清楚在世界思想史上不仅有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分，更有着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一条线，和从洛克到孟德斯鸠、伏尔泰、托克维尔、柏克、罗素、哈耶克的一条线的分野。这两条思想史也同样反映在政治史上（又说是英美政治文化与法国政治文化）。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不能只知英法革命的共性而不知其政治文化的多样性，不能只知法国启蒙思想的共性不知卢梭与伏尔泰、百科全书派的分野；我们就能对“1789—1871—1917脉络”、对中国近代的胡适与鲁迅的不同命运作出自己的解释，对革命成功后的社会改造以及恐怖政策都会有更新的认识。

第4点：掌握一些人文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性学习的提出，给我们教师提出了要求掌握更多历史研究与教学方法的任务，在此略提四点。但事先要说明，每种方法都有限制性条件。

①是要注意个案研究。

进行个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常用方法，也是研究性学习的常用手段。比如我们可以从研究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的言行来透视戊戌变法。康有为在京期间从来不按风俗去拜访同乡京官；李鸿章在问他变法是否要尽撤六部时，康有为回答说中国落后全由六部之故；有人问他改革需要大量的经费，如何筹措时，康有为居然回答可以把西藏卖给英国人，东北与日本相合并等等。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我们对戊戌变法的失败就有了自己的看法。

同样，辛亥革命史研究，绍兴一中曾经以绍兴这个城市作为个案进行研究。我们可从上海这个城市如何融入中国的角度加以切入进行个案研究。我们都知道19世纪末的上海东不东西不西，面临着重返中国的任务，从上海切入来研究辛亥革命是非常好的的方法。我们可以从上海的市民社会的形成、服饰的变化、价值取向的变化、公共组织的出现和特点、政治人物的聚集、传媒的发展、革命团体的建立进行考察。

②是要多运用技术角度研究

黄仁宇的作品风靡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所运用的技术视角面对我们长久以来所惯用的道德视角面貌焕然一新，大大地拓展了我们的历史思维与认识领域。如现在我们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我们就可以从财政问题切入，孙中山一生实际上也是一个为革命不断筹措款项的历史，以这一条线，我们可以再去考察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孙中山与轮船招商局的关系、孙中山与光复会的矛盾、孙中山革命胜利后裁军的原因、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孙中山与二次革命以及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等等。谈到世界史，我们亦可以用所有制问题的切入来确定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可以经济全球化角度来研究两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③是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也即用各种方法把一般历史理论与事实之间架起一座桥。

义和团事件为何从山东兴起，教科书说主要原因就是山东是帝国主义侵略重灾区，这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这样是无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我们去了解一些资料就会知道，义和团运动既不是发生在受帝国主义侵略最直接、最严重的山东半岛，也不产生于曾有“大刀会”反洋教传统的鲁西南，而单单起源于帝国主义势力是很难到达的鲁西北地区。如何将上述理论与上述事实相联系起来，还需要很多的中间环节，针对上面这个问题，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就把山东分成几个单元格，从自然环境的影响、经济类型的比较、兵荒之灾的后果、社会治安之状况、历史上中举之人数的统计等多种角度进行了综合分析，将历史的一般理论与事实相连结起来。时至今日对农民起义的神化与妖魔化两种思潮并存，语焉不详就是他们常用的手段。

④是要运用历史的长镜头，以大历史眼光进行中西比较

运用大历史观进行中外联系有利于拓展我们的历史教学思维。中国的近代化努力处于西方怎样的历史发展阶段，这给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一些人士的思想与实践带来怎样的影响就是这个方面的一个典型命题。如在经济近代化上就可得出，我国以重工业为先导，以国家干予、封建政府主导为主要模式进行近代化努力。而重点在政治上，则至少有两层意思需要展开，一是中国是后发国家，政治危机对促进近代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甲午战争对中国政治近代化努力影响至关重要。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就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公共领域》中认为，近代公共领域的出现，大致在甲午海战失败到戊戌变法这段时间，而且致力于公共领域建构的新型士大夫不是以文学而是直接以政治作为中介聚集起来，这“直接与救亡和变革这些政治问题相关”。二是当中国政治近代化兴起之时，正值西方各国全面工业化之时，劳资矛盾十分尖锐、贫富分化十分悬殊、环境污染极其严重、精神信仰无所依托，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震碎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世界》里深情回忆的“太平黄金时代”的美梦，西方文明，特别是科学万能观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就连许多欧美思想家与政治家都急切地想从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寻求救助的良药。这对中国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在怎样推动中国近代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孙中山继提出民生主义后就曾大力批判资本主义，“并以极端社会党自居”，最后又提出了“以俄为师”，梁启超就曾反思道：“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

　　华南师大的《中学历史教学》杂志经常发表一些人教社马执斌的文章，其中一篇《鸦片战争没有商业战争性质》一文一看似乎论证严密，实际上非常明显没有运用历史长镜头，而留于就事论事的格局。是他的立场决定了他的观点、他的表达手段，我们不可为其是权威而缚。

第五点：学习一点历史理论与哲学常识

①要阅读一些专著，如现代理论研究可以去阅读费正清系列、民国时期一系学术作品，如前所说的，光明日报理论版经常开辟一些专栏如在2002年间开辟的早期现代化研究，配合以德治国战略的儒学专题，配合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湘学专题等等，都值得我们关注。

②要学一点哲学常识，对于概念的把握很有帮助。如民族主义这个概念，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的重要原因正是民族主义在西方恶性地发展，二战时衣冠楚楚的纳粹党徒揿动毒气室的喷头和板机，战后日本当事者对往事缄口不言，以及今日多数日本国民“为逝者讳”的心理，清晰地暴露出“维护集体的尊严与延续，不惜牺牲正义和良知”的“民族主义”的阴影。再如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古人的爱国主义思想，爱国主义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思想与感情去取代它，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在古代，爱国与卖国固然是以对一家一姓是否忠诚为标准，但正直的人们从来不曾赞赏国家被侵略、民族受凌辱之际的变节行为，而恰恰相反，每当中华民族遭逢深重国难之时，屈原投江而死、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总是在鼓舞着人们满怀信心地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时过境迁，历史的洪流早已将当年的“国家”观念冲刷尽了，当年活动在今天中国大地上的各个民族，早已融合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兄弟民族间的友好情谊已取代了历史上的互相争战，但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英雄是座历史的丰碑，我们继承他们为复兴祖国而卧薪尝胆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屈原忧国忧民、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的精神，绝非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去替古人分忧。

我想只有一定的哲学常识，对概念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比如自由、民主、国家、人文主义、法治等概念都需要有一定的哲学常识。我们对这些概念进行正确把握不但有利于历史研究与教学的开展，也有利于组织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做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比如说我们在民主的理解就可以影响到教学的组织，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需要学习的，它主张实体民主，更主体程序民主，我们可以在课堂中组织辩论、模拟审判；民主要尊重少数人的利益，我们可以在课堂中摒弃多数人的话语霸权等等。

第六点：其它

1、搜集、分析各地高考试卷，建立自己的题库

近年来，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考试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搜集与分析各地的高考试卷，掌握命题的特点与趋势，不但有利于我们改进课堂教学，也能给我们理解历史提供有益的启示。我们在历史教学与研究中许多问题可以在分析高考题目中得到启示与阐发。特别是上海高考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其以贴近现实、贴近生活为主旨，以注重运用、注重迁移为根本，加强学科综合、学科渗透，培养史从证来，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科学精神，是“一幅古代到现实高度浓缩的历史画卷”。

2、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进行课堂改革

中学历史教师的主阵地在课堂教学，踏踏实实地进行课改是谁也避免不了的话题。我想在课堂改革中一定要注意两点，一是我们的历史课一定要有历史课的特点，不管时势如何相易，这一特点只能强化不能弱化，这一点在今天恐怕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现在很多历史课上得不伦不类，很令人怛扰，历史课不总是好玩的。同时我们亦不能因循守旧，对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不闻不问，甚至采取排斥的态度。我想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进行课改，一是试着开一些综合课，如科技革命专题政史地综合课，国际关系专题政史地综合课；二是在平常历史课堂中注重小型的探究性学习，如史从证出、历史特点等方法论的问题。

不过我们在进行课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教学质量和与学校主要领导的关系，否则改革就不会顺利。

3、并不断检讨、总结，写一些案例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