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列强瓜分世界领土时，日本是亚洲惟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而且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关于倒幕战争和明治维新的各项措施，一般比较清楚明确，这里主要谈谈这次运动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即下级武士。
1603年，日本开始了德川幕府统治时期，那时日本完全是个封建国家。到l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萌芽才逐渐出现，比西方晚了几个世纪。德川幕府时期农业发展虽然缓慢，但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都有明显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农业中经济作物的种植与生产明显增多了。这说明那时的工业已有了一定发展，因为经济作物是工业的原料；同时也说明，农业商品化的程度提高了，因为经济作物完全是为出卖而生产的，这在大阪、京都等大城市周围更为明显。到l8世纪上半期’，作为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水稻种植面积，有力地说明了工业发展已相当明显。尽管那时的工业还以农村手工业为主，但是已经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分离的现象。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商品交换、商业流通逐渐繁荣起来，终于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起来。一批商人充当包买主，收购农村手工业者制造的产品，再转手卖给城里的批发商。由于当时基本上是经营棉纺织业，所以这种形式称为“木棉寄屋”。更进一步，又有了“换棉”和“寄屋”，已明显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换棉”就是商人向农村手工业者提供皮棉进行加工，成为棉纱或棉布，再由商人拿去销售，付给劳动者一点报酬——货币或者一些成品，这实际上就是工资，显然已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出机”是商人提供原料，还提供统一规格的设备，然后将产品拿去销售，为此付给劳动者工钱。这两种作法与西方的分散与集中的手工工场可说是没有什么两样。如此再进一步发展，那就是商人直接开办手工工场了，当时召来的女工称作“织机下女”。到19世纪中叶，受雇于商人在家中进行劳动的分散手工工场已经很多。除棉纺织业外，还包括了缫丝、丝织、造纸、酿酒、陶瓷等等行业。不过，那时还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落后的封建制度以及幕府与藩主的统治处处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在发展水平上，日本还远远赶不上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国家，日本资产阶级还只是处在形成阶段，还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所以它不可能发动和领导一场革命。那么，担当这一职责的便另有其人。
首先，在商品经济冲击下，逐渐兴起了一个新兴地主阶层，主要由商人和富农组成。商人对农民大放高利贷，要农民以土地做抵押，渐渐便通过扣压土地而成为地主。这批新兴的地主，有的将土地出租，坐收地租；有的自己直接经营，雇佣人手劳动；有些像是农业工人，有了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在日本，农民出手的那些土地原属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组成部分，在法律上归领主所有，新的地主也要对领主尽封建义务。所以新兴地主与封建领主有着很深的矛盾。由于他们还兼营工商业，这些新兴地主被称为“豪农、豪商”。他们的政治倾向自然在资产阶级一边，也可说是早期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其次，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封建制度已到了没落阶段，各类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幕藩领主受商品经济影响，贪欲大增，对农民的剥削压榨更加残暴。结果，、农民反抗日益加强，德川时期农民暴动达到2809次之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幕府的封建统治。为即将发生的倒幕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下级武士发挥的作用。在日本的幕藩体制下，封建制度几乎没有什么自我调节机制，一切都有定规，没有松动。幕府将军是最高统治者，其直辖领土大约占全国领土的1／4。全国260多个藩国的大名(藩主)都要效忠于他。虽然有天皇，但没有实权，住在京都，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根本无力控制设在江户的幕府。同时，还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全国之人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是统治阶级，只占人口的l0％，其中又分上、中、下级武士三类。“农”是农民，占人口的80％。“工”指手工业者。“商”是商人。这二者合计占人口的l0％。此外还有一些贱民，称作“秽多”、 “非人”。当时严格禁止土地买卖。被叫做“本百姓”的广大农民，只占有一小块土地，是附属于领主的领民。即使是占有颇多土地的新兴地主即“豪农”，其土地在法律上也属于领主。在政治上，幕府是真正的中央政府，设有整套的官僚机构，藩国也有一套机构。许多大名对幕府统治不满，萌生了反抗之心。但他们对本藩国人民的统治却很严厉。
幕府和藩国在任命官吏时，都遵循着世袭门阀制原则，对武士都严格按照上、中、下级的高低进行选择。于是政府要职只能落入高级武士之手，成为执掌实权的“权门武士”。下级武士总是与较高职务无关，许多确有才华的下级武士对此极为不满。所以，在下级武士中滋生出进行改革的愿望是不奇怪的。此外，德川时期全体武士的俸禄平均为每人每年35石禄米。当然，下级武士的收入要比平均数少得多，这更增强了他们的不满。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物价上涨，高级武士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尤其是幕府中的将军、高官和各藩国的大名，更是常常感到“国用不足”。于是，他们除加紧盘剥百姓之外，还不时压低甚至停发下级武士的俸禄，这更使下级武士恼怒，正如当时人们形容的，他们已是“恨主如仇”。
上述情况，使得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组成部分而且占据多数的下级武士，生活于贫困之中，只得寻求别的生财之路。不少武士搞起了手工业生产，从统治阶级成员变为小商品生产者。这既是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是阶级属性的变化。许多人成了商人，甚至在家中开业，成了与“工”、“商”二等级同样进行活动的人，其属性也就接近起来。也有些人变相出卖武士身份，收容富商家人为养子，使其继承自己的武士身份，借此得到钱财；还有些人直接入赘富商之家；或是把自己过继给富商当养子。
那时这些现象在下级武士中已相当盛行，以至使他们与资产阶级沟通并日益资产阶级化了。与资产阶级的一致性，决定了下级武士必定要背叛幕府，成为反封建营垒的重要成员并且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因为那时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农民反抗也是自发的，能够担当起领导责任而且具有一定声望和能力的，只有这些下级武士。
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接触了“兰学”。所谓兰学就是西方传来的学说，人们当然欣赏其中的启蒙思想。由于这些是由荷兰人传过来的，所以被称为兰学。对长期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日本来说，西方启蒙思想确是令人振聋发聩，大开眼界。所有这些情况，决定了下级武士将扮演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但因他们毕竟原属统治阶级，所以明治维新留下大量封建残余，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