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会员中心 在线投稿
| 网站首页 | 中国历史 | 世界历史 | 历史名人 | 教案试题 | 历史故事 | 考古发现 | 历史图片 | 文化 | 社会
相关文章    
您现在的位置: 历史千年 >> 教案试题 >> 历史教材 >> 教材资源 >> 正文
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
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
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
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
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
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
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
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
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
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
最新热门    
 
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21

时间:2009-10-18 17:25:38  来源:刘芃、朱…
 

1966年~l976年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当代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存在着“‘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的大革命等说法。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经过反思否定了这些说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还说:“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进一步指出:从整体上看,“文化大革命”既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也不能简单地说是反革命,而是党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和由此而引起的政治斗争,它没有也绝不可能带来任何社会进步。
   
《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是正确的。但是近年来随着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在国内有几亿人参加,影响深入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军事、科技以及各级组织、各个角落、各个家庭和个人,而且有一套理论来指导,持续时间长达10年之久,在国外也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仅仅用“内乱”二字来定性,恐怕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或者说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文化大革命”确有它自身的一些特点,也是与历史上的“内乱”所不同的地方。金春明在其所著《“文化大革命”史稿》中概括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特点,主要有:一是领导特殊。不是像通常那样由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领导,而是由党的最有威望的头号领袖毛泽东亲自出面发动和领导的;二是理论特殊。其理论是当时被赞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第三个伟大里程碑”、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的极左理论,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三是对象特殊。其对象不是历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等专政对象,而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四是方法特殊。其采取的方法即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方法。在所谓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名义下,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各种红卫兵和战斗队组织如雨后春笋,难以胜数;五是目标特殊。即所谓“反帝反修”、“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到底”等等,这样的目标确实给运动戴上了闪烁着迷人的夺目光芒的神圣光环;六是矛盾特殊。党内矛盾和党外矛盾交织在一起,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错综复杂、互相渗透的特殊局面,一时很难辨别清楚。
   
这样一种异常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确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只讲内乱,显得并未从根本上说明问题。金春明由此有一种说法:“文化大革命”是由党的最高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对象的,采取所谓“四大”方法动员亿万群众参加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标的,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长时间的特殊政治运动。或简称为特殊的政治运动。
   
1999年,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单位主持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把“文化大革命”界定为:“l966年5月至l976年10月间,中国进行的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和卷入其中,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
   
持续l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它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这个问题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也是学术界的重大课题。
   
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索,当首推《历史决议》。概括起来说,《历史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左”的理论和实践的错误发展。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2.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逐步发展。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3.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使“文化大革命”持续而不能停止下来。

 


   
此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有:

(1)社会主义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

(2)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3)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
   
在《历史决议》之后,一些学者从各方面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的从政治体制方面找原因,认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其具体表现有:在党和国家相互关系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职责不清的现象;各种权力机构之间缺乏监督、制衡机制;缺乏法制观念和以法治国的相应措施;民主生活的薄弱;干部的等级任命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有的从经济体制上找原因,认为旧的经济体制模式虽不无社会主义因素,但却保留了中国古代排斥商品经济的农村公社和官工官商的许多痕迹,这就是家长制、“长官意志”、专制主义、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绝对平均主义等腐朽社会现象赖以残留并滋生的条件。而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还有的人认为,中国有长期的小农经济的历史,商品经济一直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毛泽东看到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弊端,却无法摆脱小农经济传统模式的束缚,他构思了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并选择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以政治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
   
国内学者王年一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看法,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却是党的八大后‘左’倾错误和其他错误长期积累并急剧发展的必然。”这些错误主要有:(1)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左”倾错误;(2)在建设社会主义(在“三面红旗”)上的以顽强的主观意志追求脱离实际的高速度的空想的错误。三面红旗是表,空想是里。空想是三面红旗的灵魂;(3)个人专断。王年一还认为,---q-错误互有关联,症结是第二条。
   
席宣、金春明在其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中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有三个方面:(1)“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性的原因;(2)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这是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指制度方面的原因;(3)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反修防修是一副强烈的催化剂,成为有利地推动中共党内“左”倾思潮急剧膨胀的重要因素,并为“文化大革命”发动作了直接的思想理论准备。作者还认为,三个交互作用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互为促进,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并不断地走向极端。
   
总之,“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它的发动决不是某一个单一因素所促成的(如海外一些人认为的领导层的权力斗争),而是由多种因素、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前面介绍的《历史决议》的精神可以看出,《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是持彻底否定的态度。“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其主要表现在:

 

 

(1)思想上造成了很大混乱。建国后l7 年形成的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被否定,很多马克思主义原理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造成了是非混淆。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被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政策和措施被作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

(2)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等组织机构被搞乱了。“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普遍被冲击、改组,各级党和政权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党员一度停止了组织生活,各种群众团体也停止了活动。干部队伍和群众队伍被分成各种派别,互相对立。

(3)社会生活和正常的秩序被搞乱。宪法、法律、党章成了一纸空文。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各界群众,可以任意被批、被斗、被抓、被整;党纪、政纪、军纪被废弛,规章制度被抛到一边,武斗不止,派仗不停,打、砸、抢成风;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遭到了很大破坏,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4)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文化大革命”对社会生产是一个极大的破坏。l0年中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了5000亿元,这相当于建国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我国与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5)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破坏。“文化大革命”搞大革文化命,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大批专家、教授、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受到迫害。教育、科技事业处于混乱和停滞状态,使我国与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差距加大。以上情况表明,“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灾难。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
 
然而,近年来社会上和学术界有人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不应彻底否定。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这是因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指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法及其实践,而不是说要否定这10年间发生的一切。要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10年区分开来。这10年中,党、政府和人民群众除了进行“文化大革命”外,还进行了维持人类生存最基本需要的生产活动和其他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它毕竟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况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从领导人到基层群众自始至终存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怀疑的倾向。这使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一些科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l0年间,工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7.1%,虽大大低于1952年至l966年平均每年增长10%的速度,但总是在向上增长。科技方面,l967年6月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l970年4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9月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l975年11 月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具备回收卫星的国家。此外,科技工作者逐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胰岛素,首次在世界上培育成功强优势的杂交水稻——籼型杂交水稻等等。
   
此外,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作为发动和领导者应负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追求一种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主义,认为是在开辟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但他却严重地脱离了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论断做出错误的理解。他虽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对后来顺利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在他的晚年仍然十分警觉地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在他的领导下,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这为以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我们今天研究“文化大革命”重要的目的在于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告诉我们,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实际上是把传统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的各个方面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并“史无前例”地将其走到了极端,这样,才促使我们必须反省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另辟新路。邓小平曾说过一段精辟的话:“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结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他还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他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
   
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点认识:
   
1.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种说法在当时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国家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对于党和国家机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和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也应该采取和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去解决,而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2.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发生并持续10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政的共产党内个人崇拜盛行,以致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使党失去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能力。个人崇拜所以能够在我们国家和党内滋长,是有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很深的基础,反封建的任务远未完成。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肃清的。因此,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谢和党的现状,必须树立由群众斗争中产生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坚持少宣传个人,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决不容许任何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这样,才能保证党少犯错误,正确地领导国家的建设事业健康而又较快地发展。.
   
3.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的。破坏了宪法和法律,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大革命”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空前的大破坏。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成了不起作用的空文,各项法律荡然无存,执行机关被砸烂,国家主席和各级领导干部被随意揪斗关押,打、砸、抢成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都失去了保障,造成了“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因此,必须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必须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通过民主和法制来杜绝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防患于未然,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的事件重演。
   
4.重视知识、文化,重视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依靠力量,明确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Copyright 2006-2009 © www.lsqn.cn All rights reserved
历史千年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