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研究，因为事实是：当下的批评几乎是清一色的外部研究。问题不在外部研究，而在批评的格局。结构的合理性才能保证结构之下各项的合理性，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共生互长，才使得双方的存在变得合理与完美。而现在，内部研究被抑制了，甚至已黄鹤西去，销声匿迹。一味游移在外，而不能入其内部窥探其动机与机关，无疑是一种很糟糕的局面。打个蹊跷比方：一只鸽子需要高阔无垠的天空，但鸽子不可能在空中下蛋，孵出它的后代——后代必定是在巢中孵出的。当然失去天空也会使鸽子失去鸽性；鸽子的美是由翱翔与归巢共同构成的。
在这样一种过于倾斜的批评格局中，我们现在来谈论谢冕先生的批评，也许有着它特别的意义。他将两种批评集为一身，并做到了和谐和圆满。他可以恢宏地谈论“新诗与新的百年”，谈论“二十世纪中国诗潮”、“从诗体革命到诗学革命”、“文学和20世纪”、“新文学一百年”，也可以细密地对《长干行》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谈人称[注: 简介某些语言中动词和名词或代词相应的语法范畴. 详细信息代词所指的是说话的人叫第一人称，如“我、我们”；所指的听话的人叫做第二人称，]，谈语气，谈开头，谈结尾，谈起承转合。而此类文字，在这十二卷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从民族、国家、人类的存在方式与万古天道，直说到气韵、节奏、一唱三叹的复沓、一个字安放此处的美妙，乃至标点的意义与取消标点的意义。他潇洒自如地游走于大词与小词之间。一般情况下说到谢冕先生，我们总会自然联想到一个宏论“长河”、“星光”的形象，只以为这个人喜谈善谈宇宙洪荒天地玄黄之大题，觉得这个人仰面朝天（他的大量照相都是如此造型），擅长于纵横捭阖，在指点文学的江山社稷中得到快意，殊不知这个人却常会闪身而出，沉浸于一景一物、一词一字的欣赏。在谈论林庚先生时，他说，令他不忘的最是林庚先生对艺术的“细致分析”。他欣赏的是林庚先生于别人一笔带过的地方驻足与停留，着迷的是林庚先生的“条分缕析”，然后“直抵那艺术性最核心的也是最精华的部分”。回忆起当年林庚先生对“无边落木萧萧下”一句的细析深究，他说他“那时的欣赏无以言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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