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校勘是古籍整理的最深用力。整理古籍的创作功力集中体现在校勘上，而校勘记是其智力活动的重要文字记载。比如，张元济先生因百衲本二十四史[注: 《二十四史》是一部规模巨大、卷帙浩繁的史学丛书，全书共计3249卷，4000万字，从第一部《史记》至最后一部《明史》，共耗时1800余年，是世界图书史上的巨著。]而作《衲史校勘记》百余册，终于实现其“重校正史之愿”。1930年，胡适先生在致信中说：“惟先生的校勘，功力最勤，功用最大，千万不可不早日发刊。若能以每种校勘记附于每一史之后，则此书之功用可以增加不止百倍。”(引自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二十四史正因为有了校勘记结集，或者把校勘记直接附在相关卷册之后，则造就了史书本身价值的提高，即阅读价值、研究价值等因读者阅读目的的不同显现其功能的扩大。校勘记地位之所以重要，全在于它是古籍整理的难点；难就难在校勘者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上。这里借用两段学者的观点来说明。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指出：“校勘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校正古书文字的错误……校勘学的重要工夫在于‘评判’。”陈垣先生曾引用段玉裁[注: 段玉裁（1735-1815）, 清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乾隆举人，官四川巫山知县。曾师事戴震，研究文字训诂音韵之学。]的话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这就是所谓的理校法。陈先生说：“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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