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就指出历代正史“为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事实之所荟萃”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归功毛主席，归功周总理》一文中说：“解放后，我们党十分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毛主席亲自批示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周总理作了许多重要指示。1974年4月初周总理指示点校二十四史工作由我总其成。我听到这指示，兴奋、感激和惭愧的心情交织在一起。”(瞿林东主编：《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二是国家成立专门小组确保出版机构的落实。1958年，国务院[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指定中华书局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承担国家级古籍整理工作。三是国家调集史学精英确保专业人员的参加。当时，“以中华书局为依托，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和许多高等学校的学者们共同参与对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瞿林东主编：《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总序》。)如1963年，点校工作遇到困难，国家正式发文，从全国各地高等学校抽调人员参加史籍整理。即使在文革期间，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总理排除阻力，调集断代史研究的第一流专家，继续开展史籍校点工作。标点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出版是史学界的大事，也是现代中国人的幸事，没有老一代国家领导人的支持，没有全国史学精英的奋勉，是很难做成这一事业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古籍整理的要求也在提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其中有两项工作要做：一个是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一个是推进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工作。对于前者，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对于后者，我们还在研究、探讨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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