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页。)当校勘记揭示了古籍版本之间的互文指涉和借用传承关系的时候，就很好地说明了古籍整理这项事业的真正意义。梁启超先生就看到了古籍校勘的传承关系，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勘校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他们注释功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为先求基础于勘校。……所以清儒这部分工作，我们不能不竭诚感谢。”张元济先生的《衲史校勘记》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其校勘记也为后来的标点二十四史提供了经验。在标点二十四史中“有10种在出版说明中注明在校勘时利用了张元济的《衲史校勘记》”。(张人凤：《张元济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文载《编辑学刊》1993年第2期。)而标点二十四史不仅发挥了当时第一流专家的优势，也因此培养了一批学者，特别是留下来大量的校勘记，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为古籍整理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校勘记是古籍整理的智力结晶。校勘记属于文字作品，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集中于独立的出版物中，如张元济的《衲史校勘记》，一种是分散于所整理的古籍中，如标点本二十四史，除《史记》外各史都撰写了校勘记。校勘记的“表达形式”具有独创性，而独创性正是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应具备的受法律保护的实质性条件。相对于古籍来说，校勘记是原来没有的，是通过整理者的创作完成的新作；以校勘记为核心的独立创作作品还应包括出版说明、点校后记等，它们特殊的文字表达形式，集中反映了古籍整理专业活动的特点。正像参与者所说，二十四史点校中的校勘成果，“更集中的是反映在每卷所附‘校勘记’里。”(中华书局二编室：“谈谈二十四史的整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