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订，“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严复也是维新变法的重将。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注: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苛政，不时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反抗。]后强大起来，同时，甲午战败，表明唯器之学西方并不能强国。严复游学西方，比一般人更能感受到中西对比的差别，更能明白其中的奥秘，面对强虏，如何自强保种，他深感最根本的是道学西方，非变法不可，非有新的思想武器不可。而士大夫[注: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们仍然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严复要从学理的高度打击这一谬论，论证变法维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这一宗旨贯穿于整个《天演论》，也作用于其他七部作品的翻译，最明显的是他在《天演论》开篇第一节末尾特意点明“变”之理：“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这是严复强行加入赫胥黎本文的，既突出了开篇的主题“察变”，也彰显了全书的主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根本就是变化，于是给信奉“道不可变”的士大夫以当头棒喝。
再次，应精英之需严复所译只是他个人的喜好吗？不是，严复的慧眼，正是当时中国学术饥渴的一个窗口，是中国学术需求的折射。在那学问饥饿的年代，严译名著为中国思想学术界提供了急需的精神食粮，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的知识与观念，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在严复之前，对西学并非没有译介。在他之前，郑观应[注: 郑观应，中国近代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康有为[注: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号更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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