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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博简《诗论》看文王“受命”及孔子的天道观

时间:2009-8-8 16:55:28  来源:不详
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17] (P3123)。
    后儒所以不承认文王“受命”称王,是因为要恪守君臣大义。这正是黄生所谓的“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君、臣名分是不应当变易的。然而在改朝换代、新君确立之时,此君臣名分则又不可过于拘泥,否则,新君主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清儒对此问题侃侃而谈,底气十足,原因就在乎此。
    说到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逻辑推理的问题有待解决,即,持周文王只称“西伯”而决无称“王”的说法,一个重要的依据在于孔子说过“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⑧ 这样的话,如果周文王当殷末之世即已称“王”,怎么还能算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了呢?对此问题,王国维曾经有过辨析,他指出:“世疑文王受命称王,不知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即徐楚吴楚之称王者,亦沿周初旧习,不得尽以僭窃目之。苟知此,则无怪乎文王受命称王而仍服事殷矣。”[16] (《别集》卷一《古诸侯称王说》,P1152—1153)可以说,此说解决了周文王的“至德”与他“称王”之举是否矛盾的问题,当时“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所以周文王称“王”也就无足为怪了。
    我们前面探讨了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可靠的文献里确有文王当殷末已称王的记载。二是从逻辑上讲文王称王与其“至德”并不矛盾。然而,尽管如此,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为即便如此,也还是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称王之载都是后人追记,怎样能够最终说明他“当时”就已经称王了呢?这就要有直接的证据。那么,直接的证据何在呢?
    最直接的证据应当就是周原甲骨文。1977年春,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南西周甲组宫殿遗址的西厢2号房内窑穴H11及H31号内出土甲骨一万七千余片,其中编号为H11:136片的甲骨载:
    今秋,王甶(斯)克往密⑨。
    确如专家指出,《史记·周本纪》载周文王称王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周原甲骨所载“往密”之王必当为周文王。是时他已称“王”,于此条卜辞可得确证焉。另外还有文王庙祭商先王的卜辞,亦为证据:
    贞,王其祈又(侑)大甲,册周方伯,囗,甶(斯)又正。不左于受右(佑)。
    彝文武丁升,贞,王翌日乙酉,其祈爯中……文武丁豐……左王⑩。
    上引第一例大意是说,王向商先王大甲祈祷并侑祭,祈请保佑周文王能够得到商的册封。第二例大意是说,祭祀于商王文武丁的宗庙,贞问王在翌日乙酉这天是否可以祈祷“爯中”,即在祭礼上立旗,是否向商王文武丁奉献玉器(“豐”)。这两片卜辞中的“王”,应当就是周文王,因为在周文王之后,周武王已经没有必要在周原为商先王立庙示敬。《左传》僖公十年、僖公三十一年记载,春秋时人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18] (P1801)及“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18] (P1832)的说法,论者或据此断定祭大甲及文武丁的“王”当为商王。其实祭祀本族先祖是周代宗法制度下的观念,殷商时期,未必如此。再从周文王韬光养晦的策略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立庙祭祀商先王等,这些都是做给商王朝看的,是一种表示臣服的姿态(11)。
    总之,关于周文王是否称“王”的长期争论,在周原甲骨文出土之后,应当有一个明确而肯定的结论,即可以完全断定他确曾在“受命”之后称王。那么,文王是如何“受命”的呢?这应当是另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三、文王如何“受命”
    关于文王受命,学者向无疑义,但对于“受命”的理解,却不尽一致。毛传明确指出“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而郑玄却认为是“受殷王嗣位之命”。清儒陈奂解诗多信毛传,但于此却同意郑玄之说。他在解释“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一句时指出:
    文王受命于殷之天子,是即天之命矣[19] (下册卷二十三,P76)(12)。
    显然,他是把“殷之天子”之命理解为“天命”的。这是一种误说。所谓的文王“受命”非受殷天子命。对此,清儒俞樾曾在《文王受命称王改元说》一文中举出一证,谓“唐虞五臣,稷契并列。商、周皆古建国,周之先君非商王裂土而封之也”[20] (P975),陈子展先生指出这是“从上的事实”所进行的说明,虽然并不很充分,但还是有根据的[21] (P912)。然而,尽管周非商裂土所封,但周毕竟在长时间里臣属于商,还接受过商的“西伯”封号。如果说周完全与商平起平坐,与商并列,实非确论。
    其实周文王的“受命”,并非基于与商“并列”而产生的,而是由臣属到“并列”的发展过程。周人在讲自己接受天命的时候,总是强调这天命本来是天给予“殷先哲王”的,只是殷的“后嗣王”不争气,德行败坏,所以天才将大命转授于周。这在《尚书》周初诸诰中是一条思想的主线,例如《召诰》和《多士》篇谓:
    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11] (P212)。
    尔殷遗多士!弗吊,昊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勅殷命终于帝[11] (P219)。
    不仅如此,周人还特别强调周的“受命”是从周文王开始的(13),《尚书·无逸》篇载周公语谓“文王受命惟中身”[11] (P222),《尚书·洛诰》载周公语谓“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14),这两例皆为明证。特别要注意的是《尚书·君奭》所载的下面一段周公的话:
    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11] (P224)。
    所说的“宁王”,由《礼记·缁衣》篇所引可知其为“文王”。从这段话里,可以确凿无疑地肯定“集大命于厥躬”(将天命集合赐予其身)者就是“上帝”(而非“殷之天子”),而膺受“大命”者正是“宁(文)王”。周初青铜器《何尊》铭文谓“肆玟王受此大命”(15),《大盂鼎》铭文谓“不(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命)”[9] (下册,P33),可谓最确切的证据。文王“受命”乃受天命之说可无疑矣。
    然而,所谓文王受命的这些说法,皆文王以后人语,那么,文王在世时是否“受命”了呢?
    我们先来看《诗·大雅·文王有声》的前两章:
    文王有声,遹骏有声,遹求遹宁,遹观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4] (P526)。
    诗意谓文王有令闻之声誉,受天命之后,伐崇作丰,其业绩多么伟大呀。诗句表明,文王受命在伐崇之前。此诗虽然是文王以后的诗,但亦可以推测,它渊源有自,文王在世时即有此说,所以流传后世而形成这样的诗句。如果说这还不算是有力证据,那么再请看《吕氏春秋·古乐》篇的如下记载:
    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22] (P530)。
    这里的“绳”,是称颂之意。按照《古乐》篇的说法,《大雅·文王》之篇是为周公称颂文王盛德之作,那么称颂于何时呢?由这段首尾连贯一致的记载看(16),应当就是文王未许散宜生伐殷建议后所作,此时文王尚在。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文王》之诗作于何时的问题(17)。这里不妨多说几句。依《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此诗当作于文王生时,但此说与《文王》篇诗意有违。诗的第三章以降者所述显然为周灭商以后之事。可以推测,此诗前三章作于周文王不许散宜生之议的时候,而后四章之作则在营成周还政成王之时(18)。而《吕氏春秋》称引之句是为诗的首章,亦即上博简《诗论》第22号简所称引之句,是文王在世时周公已经在说文王上可至天在帝左右,下可返地而保佑周邦。
    那么,周文王“受命”的具体过程(亦即其“受命”的方式)如何呢?依照《诗·大雅·文王》孔疏所引纬书的说法有二:一是谓文王受“河图洛书”,二是谓“赤雀衔丹书入丰,止于昌户。再拜稽首,受”[4] (P502)。不管河图洛书,抑或是赤雀丹书,都是对于天命的传达。纬书之说,难以取信,但是,《太平御览》卷五三三引《逸周书》的说法则还是比较可靠的,是篇说:
    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械柞,寤,惊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发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23] (P715)
    这个记载可能是已佚的《逸周书·程寤》篇的一段逸文。内容是说,文王占其妻大姒之梦,认为其梦是“皇天上帝”授予“大命”的征兆。据《吕氏春秋·诚廉》篇记载,商周之际的伯夷、叔齐对此曾经提出批评,说这是“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22] (P120)。这表明文王、武王曾经广泛宣扬受命于“皇天上帝”,所以伯夷、叔齐才熟知此事。殷周之际,周人对于占梦相当重视。周武王伐纣之前,曾经宣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19),即为一例。或者这是前一事的异辞。周文王正是在大姒此梦以后,广造舆论,说“皇天上帝”已经将商之大命授予自己,并举行隆重的祭天大典宣称自己“受命”的。文王能够“陟降”于天上人间,接受上帝之命,造福祉于天下,由其占梦之事看,可谓并非虚语。清儒阮元解释“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句谓:这是“明言宗配上帝之事,岂有文王生前而谓其陟降在帝左右者乎?”[7] (卷一)这个质问忽略了梦中神游之事,是不能够成立的。占梦之事表明,文王生前也可能是梦中神游至天而得见上帝的。先秦时期,关于梦中神游至天而接受帝命之事,《史记·赵世家》所记,甚为典型: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王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间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简予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来,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以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17] (P1786—1787)
    这个记载让我们看到秦缪公和赵简子皆有梦中神游天庭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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