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后稷“事迹”的全面记述，始见于《诗经•大雅•生民》。它实为一篇浓缩的后稷史诗。《诗经》里述及后稷的诗，还有《大雅•云汉》、《周颂•思文》、《鲁颂•閟宫》等。《閟宫》首章叙后稷神异诞生及发明耕稼，与《生民》略同。《思文》是一首简短的后稷颂歌，赞其功德“克配彼天”。《云汉》里则有“后稷不克”一句，说周宣王时大旱，后稷之灵也无能为力。
　　其他先秦古书，也多提到后稷，但语焉不详。
　　汉代《春秋繁露》、《史记》、《诗传》(褚少孙补《史记》所引)、《列女传》、《吴越春秋》等书所记，则偏重于神奇诞育一端，而对祭祀活动只字不提。《史记•周本纪》里的“后稷传”，大致以《生民》为蓝本，并利用某些别的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自司马迁把他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后稷的材料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后，后稷作为西方周部族始祖及农耕发明者的地位，便在人们心目中确定下来。但是，后稷形象的历史化的痕迹却不可忽略，其神性颇有所显示。
　　首先，即《生民》所述神奇诞育、生而灵异和“降嘉种”于人间等事，已透露了后稷的神性。而《生民》第三部分对“肇祀”活动的描写，则表明它很可能原是一首祭仪神话诗。据俄国学者杨申娜(3．M．RHUJNHa)说，《生民》可能由三首独立的神话诗“感染错合”(contamination)而成，其中复述祭仪的部分产生得最早，是“后稷神话综合体的最古老的核心”[1]。“肇祀”属集体活动，目的在祈年(“以兴嗣岁”)，内容包括飨神和尝新(“上帝居歆，胡臭亶时”)，这些“对于[古代民族]祭祀谷物诸神的农业祭仪来说是很典型的”[2]。在神话与宗教史里，在民族志学资料中，不乏此类远古农事祭仪的实例[3]。
　　其次，以后稷肇始的周姬早期世系很值得怀疑。《国语•周语下》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据《周本纪》所载列，“十五王”除后稷外，依次是：不窑、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喻、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太王、王季、文王。司马贞《索隐》曾对此世系表示怀疑：“《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姑氏，生不窑’，而谯周按《国语》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以不窑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实亦不合事情。”按：“世后稷”是说世世主持农事，而“代数”不详；“后”是“主持”的意思，下文将详论。司马贞不相信不窑是后稷之子。他认为，后稷之后尚有许多代继任“稷官”，至不窑时才“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否则，从后稷到文王一千多年却只有十四代，这是不合情理的。张守节《正义》引《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岁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张氏也认为千余年才十五代“不近人情”。世系上的这种纰漏，是否如司马贞所说，仅仅因为后稷与不窑之间“失其代数”而造成的呢?问题恐怕不会如此简单。关键不在于不窑是否后稷之子，而在于后稷是否周人之始祖。就是说，后稷的“历史真实性”并非没有疑问。
　　第三，后稷状貌有异于常人。《毛传》称“天生后稷，异之于人”。孔颖达《疏》云：“异之于人，谓有奇表异相。”又云：“但书传不言后稷异状，无得而知之耳。”不过，关于“异状”的记载并未完全湮没。王符《潜夫论•五德志篇》所谓“姬弃，厥相披颐”的说法，即为吉光之片羽。披颐，一作“岐颐”。《春秋元命苞》云：“稷岐颐目求，是谓好农，盖象角亢，载土食谷。”(《御览》卷三六八引)《路史•后记九上》引《元命苞》语，罗苹注谓“面皮有土象，颐面之下部，下部为地，巧于地利也”。《宋书•符瑞志》又作“枝颐”，说后稷“枝颐有异相”。仅据上列只言片语，于后稷面目自然难得其详。但其相貌异常，却是可以肯定的。尽管某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曾被描述得奇形怪相，但这毕竟是神祗(尤其是中国神祗)的固有表征之一。
　　第四，其卓异的功德亦非常人所能有。诗人对后稷评价极高，说他可与天齐，所谓“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思文》)是也。后稷之功在于“立我烝民”。郑玄《笺》云，“立当作粒”，“昔尧遭洪水，黎民阻饥，后稷播殖百谷，烝民乃粒，万邦作义”。古人将禹、稷并称，即按其存养天下众民的功业而言，也是很有道理的。金履祥指出：“《书》日‘播时百谷’，《诗》称‘诞降嘉种’、‘贻我来牟’，则百谷之备自稷始也；赵过曰，‘后稷始畎田’，则畎亩之法自稷始也；晋董氏日，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则农时之节自稷始也。大哉，后稷之为天下烈矣。”(《诗集传名物钞》卷七，通志堂本)而后稷之德，据郑玄说，就是“文”。《国语•周语下》：“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其经天纬地的文德，包括对天文与地理的观察、掌握。《生民》称“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即《周本纪》所谓“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的意思。此可称为“纬地”。  《周语下》称，“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韦昭注云：“辰马，谓房、心星也。心星，所在大辰之次为天驷。驷，马也，故日辰马。言月在房，合于农祥。祥，象也。房星辰正(少雍按，谓房星正月中辰见南方，即立春日)，而农事起焉，故谓之农祥。”《晋语四》亦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韦注云：“成善，谓辰为农祥，周先后稷之所经纬，以成善道。相，视也，谓视农祥以成农事。”此可称为“经天”。后稷利用天象、地宜为农事服务的本领，似非人所能有。
　　第五，既死既葬之后，后稷尚有化形遁身潜入水泽的神迹。《山海经•西次三经》一再述及这个水泽，并名之曰“稷泽”。郭璞注把此神迹比做“傅说骑箕尾”，颇不伦不类。今人袁珂谓“犹鲧潜羽渊”(袁氏《山海经校注》，1979年版，第291页)，是也。后稷之潜稷泽，与鲧之“入于羽渊”(《左传》昭公七年)，两者之相近似，恐非出于偶然。鲧为治水英雄，后稷为稼穑发明者，一排水患，一赖水利，皆与水有密切关系。古人将禹、稷并称，当也是由于这个缘故。鲧死化为黄龙，稷死化为何物呢?据《淮南子•地形训》，“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似为半人半鱼形异物。鲧、稷皆“魄”依水族，可谓得其所哉。
　　第六，“灵星”、“雩”、“先农”、“稷”、“蜡”等与农事有关的祭典，皆以后稷为荐飨对象。灵星，即祈雨祈谷之祭，“于旧礼名日雩”(《论衡•祭意》)。先农，据《论衡•谢短》“社稷、先农、灵星何祠”之问，它与灵星同属农事祭仪。应劭云：“既以立稷，又有先农，无为灵星，复祀后稷也。”(《风俗通•祀典》)他嫌祀后稷的祭仪过于重复，而这些祭仪中就包括先农。稷，常与社并称。《尚书•汤誓•正义》：“汉世儒者说社稷有二。《左氏说》：社祭句龙，稷祭柱、弃，惟祭人神而已。《孝经说》：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句龙、柱、弃是配食者也。”后稷(弃)无论作为专祭的人神，还是作为配食者，皆是“稷”之祭所必馈荐的对象无疑。蜡，亦为祀后稷之祭。《礼记•郊特牲》：“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郑玄注云：“司啬，后稷是也。”有如此多的祭仪为后稷而设，说明后稷的神性非同寻常。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后稷为周人始祖的说法很不可靠。他在受到历史化之前，显然是某一神话形象。不仅如此，恐怕也不能把他完全界定为西方之神。
　　司马迁为建立周部族的世系，不顾《生民》所载姜嫄“履帝武敏”、后稷无父而生的正经明文，而采用《五帝德》、《帝系姓》一类杂说，断定后稷为帝喾之子。但据今存《帝系》残文，帝喾有一个“下妃”，名日“常仪”(《世本•帝系篇》)(张澍粹集补注本)。常仪，即“生月十有二”的常羲(《山海经校注》，第405页)。则帝喾之神性甚明。而据《山海经•大荒西经》，常羲乃帝俊妻。又据《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帝喾自言其名日爱”。因此，郝懿行以为，夋即俊，则帝喾即帝俊(转引自《山海经校注》，第345页)。帝俊为东方部族所奉之上帝，其子后稷(《大荒西经》谓“帝俊生后稷”)亦当为东方神。
　　后稷的出生地，据说就是扶桑。《艺文类聚》卷八八引《春秋元命苞》：“姜嫄游闼宫，其地扶桑，履大人迹，生稷。”《御览》卷一三五、八二二、九五五所引皆同。沈约《安陆王碑》注云：“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苍神用事。精感姜螈，卦得震。震者动而光，故知周苍(少雍按：疑当是“昌”字，《生民》孔《疏》引《中候稷起》云“苍耀稷生感迹昌”，李注意本此)。”(《文选》卷五九)则后稷诞生于东方日出之处。其“平生”活动的范围，似亦不止于西方。《诗经》谓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閟宫》)，“无此疆尔界”(《思文》)，他大约也和禹一样足迹遍于九州。《黄氏遗书考》辑《春秋元命苞》还记有关于后稷“相于吴”的传说。其葬地，据《山海经•海内经》，是在“都广之野”，而《海内西经》郭注则说“在广都之野”。袁珂注谓，“都广、广都当是一而非二也”，“其地盖属双流县，在今成都与双流之间”。后稷生于扶桑，相于吴，死葬蜀中，皆表明他在传说里不专属于西方。
　　除秦中周原故地外，晋、鲁、齐等地皆有不少后稷遗迹或纪念性地名。据《水经注》载，晋有稷山、稷祠、稷亭(卷六)，鲁城南门本名稷门(卷二五)，齐城门亦称稷门，战国谈说之士曾期会于其下(卷二六)。古人称“芒芒禹迹”(《左传》襄公四年)，而禹曾与后稷一道播种，进谷物和鸟兽之肉于众庶(《尚书•皋陶谟》)。后稷既“缵禹之绪”，其踪迹亦当远被四海。

二

　　关于后稷的神性，还可以从他的名称里得到某些启示。
　　后稷，有时单称稷。《尚书》里一律用其单称，如“禹拜稽首，让稷、契暨皋陶”(《尧典》)，“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皋陶谟》)，“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吕刑》)；《诗经》里则一律用复称，如“时维后稷”(《生民》)，“后稷不克”(《云汉》)，“思文后稷”(《思文》)，“是生后稷”(《閟宫》)。在其他古籍中，单称、复称混用。如《国语》既云“后稷勤周”(《周语下》)，又云“稷勤百谷”(《鲁语上》)；《孟子》既谓“后稷教民稼穑”(《滕文公上》)，又谓“禹、稷当平世”(《离娄下》)。
　　传说后稷曾受命主管农事，帝舜宣布此一任命时，直呼其名日“弃”(《尧典》“帝日：弃，黎民阻饥”云云即载此事)。《国语》、《左传》、《史记》又叫“周弃”。但“周”为后世立国之号，其名本止一“弃”字。他既有本名，何以又得到“稷”的别号呢?原来，弃的“事业”与稷大有关系。《诗经》谓其“诞降嘉种”(《生民》)，《尚书》说他不仅“降播种”，还培植出“嘉谷”。所谓“降”，在古代常指神的行为。如“吴天不惠，降此大戾” (《诗经•小雅•节南山》)，“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大雅•崧高》)，“维帝降格，飨于时夏”(《尚书•多士》)。而在甲骨文里，它更主要指“上帝从天上来到人间”及神灵降予祸福(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华书局版，第351页)。后稷之神性可见一斑。所谓“嘉谷”，主要就是谷类农作物稷；而“嘉种”，则主要是稷的种子。虞舜命弃云：  “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尧典》)命弃“后稷”，即令其“主稷事”(《正义》引王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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