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既醉》，《商颂》中的《烈祖》。《续汉书•祭祀志》云：“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周部族初起时，即已有“祭祀之道”，所谓“周兴而邑邰，立后稷之祠”(《史记•封禅书》)是也。“厥初生民”之时的“肇祀”当是最原始的祭仪之一。复述“肇祀”过程的祭歌及其所载神话的原始性质，也当是不成问题的。然自《生民》以后，“其仪阙然湮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封禅书》)。
有趣的是，一些远古祭仪在汉代曾得到某种程度的“复原”。虽然“不雅驯”的古祭仪久不见于官方祭典和文字记载，但民间却世代相传，多少保留着淳朴的古风。赢秦焚书，又加上“楚人一炬”，典籍多有亡佚，官方祭仪残灭殆尽，而所谓“民间祠”却香火不断。“民各自奉祠，不领天子之祝官”(《封禅书》)的情况很普遍。《汉书•郊祀志》、《续汉书•祭祀志》皆对此有所记载。汉开国之主自称“吾甚重祠而敬祭”，而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并见《封禅书》)。光武帝刘秀则“蠲除非常，修复旧祀”(《续汉书•祭祀志》)。在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下，据民间祠复原旧典的工作开展起来，存于民间的远古祭仪因而得到记录。在秦末农民起义、汉初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学术气氛空前活跃，以至形成“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论衡•对作篇》)的盛况。其中有关古祭仪的资料，如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等书所载，即不在少数。《续汉书•祭祀志》关于“灵星祠”的记述，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
汉兴八年，有言“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祀”，于是高帝令天下立灵星祠。言后稷而谓之灵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
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耘耨、驱爵及获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这种“象教田”的集体舞蹈，特别是它的“获刈、舂簸之形”，与《生民》里有关描写相当接近。模拟耕种、收获的劳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以庆丰收、“兴嗣岁”，正是原始艺术的重要表征之一。据《汉旧仪》载：“高祖五年，修复周家旧祠，祀后稷于东南，为民祈农，报厥功。……辰之神为灵星，故以壬辰日祠灵星于东南。”(《封禅书•正义》引)则灵星祠为“周家旧祠”的复原。今人王利器说：“《毛诗•丝衣•序》：‘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说者谓高子与孟子同时，即所谓‘固哉高叟’者，则灵星之祭，自周已然。”(《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版第360页)“后稷肇祀”，乃诗人之言；灵星祠(亦即后稷之祠)肇自“周兴而邑邰”的时代，则为历史家之言。他们都认为，这种以报功祈年为目的的农业祭仪，是自生民以来即有之的。
作为远古祈年祭的祷词对象，作为再现祭仪即反映原始先民生活(远古祭仪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模拟)的神话的主体，稷已经不是初次人格化的拜物，而是再次人格化的主宰一种自然客体(谷物稷)的神——稷神。
稷神的最初职能，固然只是主宰谷物稷。后来所种谷物越来越多，而泛灵论观念日渐式微，并非每种谷物皆有相应的神，或者由于稷的特殊地位而兼领其他谷物神职，于是稷神变成了一般谷物神，或谷物之总神。古人将社、稷并称，谓“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孝经说》)。《白虎通•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者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土神所主，自不限于一方之土；谷神所主，也不限于一类之谷。《周礼•大宗伯》贾公彦《疏》引《孝经援神契》：“社者，五土之总神。”以社例之，稷亦当是五谷之总神。《国语•鲁语上》说“稷勤百谷而山死”，《山海经•海内经》谓“后稷是播百谷”，《风俗通•祀典》称“米之神稷”，皆表明稷为百谷之总神无疑。
稷是雩祭的对象[5]，与鲧、禹、句龙等有联系，又能“相地之宜”、“经纬农祥”(并详前文)，说明他的职能还扩大到一切与农事相关的领域。他之被称为主稼穑的“司啬”和掌播殖的“田正”，就与他兼具农业神的神职有关。
随着先民智力的开发、认识的进步，他们可能逐渐从神秘思维的氛围中解脱出来，开始感到神祗离自己太远，不如社会生活里的杰出人物切近而可信赖。英雄崇拜这种新的观念便因此萌生。他们于是重新理解和塑造传统的偶像。《孟子》谓“后稷教民稼穑”，《吕氏春秋》称“后稷作稼”，《淮南子》也说“后稷作稼穑”。《尔雅•释言》：“作，为也。”《鲁颂•駉•传》：“作，始也。”则“作”是创始、发明的意思。适如金履祥所言，“百谷之备”、“畎亩之法”、“农时之节”皆自稷始。这时的稷，似已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发明稼穑、“奏艰食鲜食”于阻饥之黎民的英雄。
最终历史化为周部族始祖的后稷，很可能直接从英雄化的稼穑发明者演化而来。古希腊哲人爱凡麦(Euhemerus)认为神话不过是英雄故事的夸大记述，这恐怕不是他个人独出心裁的卓见，而是远古传统观念的余响。被夸大了的英雄故事恢复“本来面目”，自然就成了历史，甚至是“信史”。周始祖后稷，大约就是根据对传说中的农事英雄的重新理解而塑造出来的。
注释
[1]杨氏之说见其所著《中国古代神话的形成和发展》)(ΦopMIIpOBaHIIeu paЗBuTue ДpeBHe-KTaUCKOU MuфOAOruu,цЗд．цЗд．《Hayдa》M．1984)一书的第一章。
[2]3．M．杨申娜：(以上简称杨著)，第73页。
[3]据杨氏所述，尼科尔斯基(H．M．HUKOAbCKufi)的《腓尼基农业祭仪研究》、弗雷泽(J．Frazer)的《金枝》、普罗普(B．Я．Ппpoпп)的《俄罗斯农事节》等书里载有不少与此“肇祀”相近的祭仪神话。
[4]杨著第73—74页。杨说所据资料，有马吉耶(M．З．MaTbe)的《古埃及神话》及尼科尔斯基的《腓尼基农业祭祀史研究》等书。
[5]《水经注》卷二五记鲁城门名稷门，又名雩门，亦可见稷与雩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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