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者，故称为「公元」。]381年—公元前300年”。尽管两种观点的具体时间有别，但杨朱处于墨子孟子之间这个史实是为不假。以上是关于杨朱的一些生平资料概要。最后，稍微提一下本文对于文献的引用问题。事实上，记载杨朱的书籍甚少，迄今为止，只有民国时期的两本著作是专门讨论杨朱的，一是陈此生的《杨朱》，一是顾实的《杨朱哲学》。另外，杨朱的言论散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注: 春秋时期，始于平王东迁。他得名于鲁史《春秋》 。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等著作，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而记载杨朱言行最为详尽的《列子》一书中有《杨朱》一独立篇，遗憾的是，今传《列子》被证明是伪撰。但是，陈此生认为《杨朱篇》是真的，理由之一是“《列子》书里各篇，差不多有十分之八是东抄西袭的，若细细将它分解，大概有十分之六见于《庄子》，十分之二见于《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其中尤以《皇帝篇》抄袭的厉害，最少有十分之九是由各书聚拢而成。但只有《杨朱篇》却不如此，这篇里头的话很少发见在古代书籍……和列子原来无涉。”陈此生的话实际上是不可靠的，既然我们掌握的杨朱史料本来就少，那么又何以证明《杨朱篇》就不是伪撰呢？难道仅仅因为《杨朱篇》很少或者基本没有抄袭古籍内容？如果仅因为这样而断定《杨朱篇》本来就是独立的，逻辑上是不通的。为什么不可以理解成“抄袭不成，索性杜撰”呢？故愚意以为，杨朱大抵不是著作等身之人，否则，他的学说绝不会如此迅速就湮没无闻。因为，自汉以降，关于杨朱的事迹便资料残缺，难以考证；再者，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也未曾提及杨朱。而和杨学同样遭到摒弃的墨学则不然，其有《墨子》一书传世，关于墨家的资料也比较丰富。总而言之，千百年来，学者混淆是非之事不一而足，几近积重难返，以致今人看来，杨朱不过无名小卒。实则不然，仅从孟子对他的重视来看，便可证明杨朱并非小人物。非特不是小辈，而且自成一家，独立于儒、道、墨、法等家之外，为当时显学之一。那么，孟子和杨朱的分歧究竟在哪呢？ 
　　二、人性的论争 
　　实际上这是孟子和杨朱对人们情感、价值观、态度、社会风气的不同判断和选择，即对人类德性的不同理解。基于对德性的不同理解，便引发了社会控制方式上的差异。因为德性发展存在着多种可能，一种可能性将指导一种行为，当这种行为扩至一个比较大或者相对复杂的整体时，就必须考虑对它的调节和控制问题。譬如一个民族从来就是好动尚武的，就不能拿农耕民族的温和礼仪对其说教；若一个民族从来就是诙谐浪漫的，就不适宜用严肃拘谨来捆绑它。只有顺着人类本来的德性，才能发挥出较好的社会形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考究德性呢？其一就着重表现为关于人类天性问题的思考，即人性问题。而人性论的差异，暗中成为了辩者们的原动力。孟子尚仁，认为仁应当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通过仁可以达到人生的方方面面[注: 语出:孙中山 《民权主义》第五讲：“自己一方面要做驾驶的汽车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机器匠，那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的确如此，总括孟子的思想，可概括为两点，一是为人处世的“仁者论”，而是治国平天下的“仁政论”（准确的说是王道论）。只是，不管是为仁者还是行仁政，均不能抛开孟子所谓“人性本善”这个大前提。然而，杨朱究竟提倡性善还是性恶，抑或持中立？明确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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