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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孟子和杨朱的分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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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7-19 12:12: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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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在不同篇章罢了）。“本生”即以生为本，“全”就是指天性，人的自然的生命过程。故作者呼吁“全性”、“全生”，方法上便要求正确处理生和物的关系，注意不要以物害性，而是以物养性，总的来说就是不能重物轻生，违反“全性之道”。至此，可以瞥见杨朱“轻物重生”的思想影子。既然要不以物累形，就意味着“重己”，就意味着克制“情欲”，更意味着“先己”（把保全纯真的生命作为头等大事）。可见，杨朱要保存生命的真，刻意对外物采取了一种超脱。他认识到人会因受到外物的迷惑而失却本性的，但也认为，只要身体力行，“轻物重生”，便可将人类的好的天性延伸下去，甚至将其完善。（不然，何必要“轻物”，还不如极尽五官的娱乐与享受，终此一生。）这正是“性朴论”的主旨所在。值得一提的是，杨朱的性朴不是荀子、董仲舒范式的复制，虽要义相同，但手段相去甚远。荀、董靠“王教”，而杨朱靠“为我”（而这也正是被孟子斥之为“无君”的依据所在）。杨子的“为我”，是一种顺性的善意之举，是主动的脱离身外之物的羁绊，任由生命合乎纯真的自然规律，而不是对能害人性的“物”采取毁灭的态度。杨朱以为人人不为所牵，则人人自得其乐，世间不必讲等级，讲君讲王教就意味着徒添束缚，逆天而行。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悉天下奉一身不为”。就是说，不要给天下“一毛”的拖累，但也不主张拿整个天下来扰乱自身。这是什么样的人性观呢？笔者认为，这包含了人的终极关怀，它极端强调独立纯朴的原始人性。根据杨朱的观点，不把万物放在心中，那么心中就囊括了万物。这一点，是孟子一派的儒家所达不到的境界。综上所述，孟子和杨朱在普世价值或说人性观点上是相异的，孟子主张“人性善”，杨朱主张“人性朴”。孟子所以唾弃杨朱，很可能是因为他把“朴”看成了“空的”、“无物”的东西，具体的可以表现为“无君”。儒家重现世，轻超越，斥责杨朱自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反观历史，孟子留给后世的现实价值则是杨朱所不能及的。（但儒家最终为历史记住，并不是因为什么普世价值上占了多大的优势，而是他们对周礼的传扬和进一步规定。“礼”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上已然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为世所用。）那么，二者的价值观存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应该说根本没有谁好谁坏的问题，两者可同时存在，两者都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一种追求美好世界的愿望。退一万步，那就是杜维明先生的“因为不能并存,在它的冲突紧张中必须考虑价值的优先的问题,希望关于优先的理解能建立在价值的互补之上,乃至相辅相成。”中国人显然优先选择了儒家！但没有人会冒险的认为杨朱一无是处，他无疑教给世人一种“静心”的方法。 三、孟、杨的政治观
孟子的政治（国家）观可概括为“仁以王天下”，而杨朱则为“人人皆国王”。孟子的政治理想就是王天下，不是陶潜式的“桃花源”，也不像老子“老死不相往来”般的封闭、落后、愚昧，更不是很多年后西方人在《利维坦》里描述的那般情景。在孟子的“国家”里，无论是谁，立德为首要，直接点就是立仁德，从这可以看出，孟子是“继往圣之绝学”的绝对拥护者。故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胆假设，爱民是符合大德要求的。事实上，这个假设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从手段一层讲，它有利于限制君权，从目的一层讲，是为了王天下。他相信也希望“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人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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