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人认为民俗缺少自身的理论，说它的理论源自人类学，民俗学只是人类学搜集材料的一个手段；也有人认为中国民俗学与西方民俗学不在一个理论层面上。尽管此类说法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中国民俗学理论必须发展，这也是人所尽知的事实。

当代民俗学面临自我发展和多学科挑战的问题，因此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强理论建设，并努力与西方民俗学展开公平、对等的对话。

　　中国民俗学者不仅是民俗资料的“发掘者”，而且也应是有理论、有见解、有方法的“研究家”。有人说我们有材料却无研究，又说外国人提供方法而我们提供材料。笔者以为无论这些说法是否带有偏见，但宽容一点看，与西方民俗学界的学术对话不能仅是材料多寡的对话，也应是方法和话语系统的对话。钟敬文较早就提出建设民俗学原理及理论民俗学的看法。西方的学术话语未必能全部接受。例如国际民俗学界、人类学界把渔猎民族神职人员叫萨满，以萨满作为神与人的中间人介入仪式为特征的一整套观念与操作叫萨满信仰，这是一种被西方人滥用和无限扩大化的术语。萨满本意仅限于通古斯民族，通古斯人的萨满与世界各地类似萨满信仰有严格区别。应该说把萨满信仰的扩大化是一种以统一术语为目的的泛萨满主义教条。不过西方人的民俗学毕竟比我们入手的要早些，他们的人类学更比我们出色，他们的一些方法，如民俗的地理分布及类型学方法，文化模式的界定方法以及结构主义等方法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许多民俗学家十分强调田野作业，这是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理论素养的培养，我们不能也不应有理论恐怖症。材料是被理论照亮的，不然材料的搜集就是毫无意义的罗列与堆积。田野作业和理论构建的作用是双向的，理论素养能培养民俗学者的洞察力和驾驭材料的能力。民俗学工作者不是民俗材料搜集者的同义词。

　　涉足理论不得不注意，一些结论必须来自材料，必须能经得住事实的检验。因为有了理论就有可能产生先入之见的嫌疑，从而会忽略材料的客观性。民俗学研究关键不是靠在某个理论、主义或门派之下，那样的研究无异于为某些民俗事象找个术语，贴张标签。重要的是要准确地阐释或解读民俗。同样一个民俗事象是历史层积而来的，不能只有一个意义的解释，民俗往往是多义多解的，应允许对民俗的事象有不同的解释。例如汉族神话有兄妹结婚生下肉团团的情节单元，有人认为这是对乱伦的恐惧或是对血缘婚姻的反省与羞耻感，钟敬文先生解释为这是原始思维的结果。谁是谁非，恐怕不能只有一个断语。

　　中国民俗学已不在学步时期。对搜集来的材料，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眼光。但中国民俗学界的学术交锋、争鸣似乎少了些。缺少争鸣很难产生理论与学说；没有活跃的讨论，民俗学可能就成为了一种没有思想的学问。有了理论的探讨，就是民俗家成为思想家一分子的一个前提。民俗学有自己的思想才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启示。

　　如今正是民俗学理论得以很好建树的黄金时代。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目前更多地看好和关注民间文化和民俗事象；文艺界更是将它“炒”得沸沸扬扬，张艺谋、陈凯歌选取中国民间文化事象为题材成功的拍摄出一系列有份量的影片，韩少功也成功地在他的《马桥词典》中融入了他对乡土知识和民间智慧的深层体验。理论界、文化界着意于向下层文化转移视域是一个喜人的信号，它说明民俗愈益被关注。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权威理论受到威胁，以官方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受到冲击、动摇和怀疑，尤其是它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滞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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