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有效的研究方法来自于研究文化后进民族或文明社会中亚文化（下层文化）的学科（如人类学），这些方法包括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心理分析（弗洛伊德和荣格）、符号学等等。民俗文化渐为主流文化看好、认同，使民俗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有幸被主流文化采借和吸纳。但民众及其民俗事象基本上是由学者（书写经验者）来研究的，研究中要想避开社会上层权力话语的干扰难免会产生许多学术困境，这就给民俗学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一个关键性的要求就是方法论的革新。

　　民俗学早期搜集民俗文本和分析事象的方法主要受到了语言学搜集研究语料方法的启悟。例如19世纪芬兰民俗学史地学派使用的历时溯源分析和共时比较，与当时历史比较语言学风靡欧陆有关。后来欧美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故事类型学和母题学，以及在日本的柳田国男那里发展而来的重出立证法（重出法），基本上因袭了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60年代又出现了结构主义方法，基本做法是先分出民俗事象的要素，再按二元对立的原则分析要素的关系。此外还有以表述民俗分布生态的民俗分布图的方法。基于民俗传播功能，有人还参照方言分布形态来归结民俗生态，如把民俗分成跳蛙型、直线型、水波型（如柳田国男的方言周圈论）、墨渍型诸类。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社会学派，心理学中的心理分析学派也大量被吸收到民俗学研究中。民俗学方法越来越多，重要的是要用的得体。既不穿凿附会，又不唯此一种。日本学者直江广治在他的《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中国民俗理论和方法滞后于他国的原因在于周作人，说周作人介绍日本民俗学时未注意到日本研究民俗的方法。这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有关，但今天就必须注意方法了。赵卫邦认为，“仅仅把西方的概念和定以应用到中国这方面的工作上，是不够的”，他也说重要的是借鉴方法；杨堃博士1948年就呼吁中国民俗学要具备一套方法论，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钟敬文说，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就必须把方法论问题提高到研究日程上来。

　　这里，民俗学理论和方法的多学科性要求它的研究者具有相对渊博的知识。可见，拓展知识结构，加强科际合作，是民俗学家跻身当代学林的唯一出路。民俗牵系领域极其广阔，民俗学家必须要有多学科的知识建构，要有广泛的涉猎。波特金指出：“每一种或每一件事象都要与它们所属社会和文化总体中的历史和功能联系起来。”例如研究歌谣，仅有民俗学知识是不够的，其他学科的知识也很重要。一些少数民族的歌谣是在仪式中载歌载舞传唱的，20年代北大《歌谣周刊》2卷10期曾登过一篇孟森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介绍了他的故乡甘肃武进一带男女对歌的仪式化的例子。海外学者反复提到这篇文章，指出此种民俗的多学科价值。研究这种歌谣要求研究者具备宗教学、文艺学和民族学方面的知识，因为科际整合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免开黄腔而得出荒谬无知的结论。

　　由于民俗知识和乡土智慧滋生于特定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更强调见微知著，即通过个案的实录，反映民俗的法则。而民俗志的编写恰恰能给这些“法则”提供大量的“案例”。韩国的任东权和我国的傅振伦都十分强调这一点。语言志和民族志给我们编订民俗志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要编出一部象样的民俗志，就要有训练有素的编写者。民俗志必然以大量旧俗为描写对象，客观的描述要求编写者对待旧俗不能有过多的先入之见。因此有必要提倡民俗研究中的多学科参与，在研究力量上（如做田野的、搞理论的）应允许有些分配，没有必要让一个民俗学者什么都会，但侧重做什么，力量放在哪里需要有明确的意识。

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