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家围绕着人的生物本能和文化本能而形成的奇风异俗的研究，本质上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特殊关注。一个成熟的民俗学家不仅关注民俗事象（民俗资料）的研究，也关注它的主体（人）的研究。所有民俗客体都是人创造和传承的，它只对人发生作用。而这个人是理性的、生命意识极强的存在。不能说民俗研究一涉足人的主观世界就是唯心的。这里的民俗主客体表面上看是在互相关涉中所形成的二元对立（物质/精神，情感/理性，具体/抽象），但事实又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化地构成二元对立模式。新文化批评中的多元观已对二元观形成挑战，因为二元间的对立并非是泾渭分明的。例如上层/下层，官方/民间，主流文化/亚文化，只是对立的两极，而绝大多数的文化是属于介乎两极之间的中间过度状态。主流文化层也要与民间发生民俗共享的文化联系，民间文化也会以刻意模仿主流文化为能事，只是形式有别罢了。分别从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中抽出一个大众文化层，才真正体现了民俗的两极交融点。民俗活动本来具有全民性，只是研究方便起见才以下层文化作为其领域。二元对立模式中人为贴标签成分很重，贴对了接近真理，贴错了谬误百出，误人子弟。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将非主流文化（民间文化、亚文化）和主流文化（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对立起来，因为二者互见对方，互见有无。从中我们可以觅出民俗学研究的第三条路：两元共享的民俗，从主流看非主流，从非主流看主流。民俗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绝对不能淡化，相对于主流文化，我认为民俗文化是一种外柔（屈从主流）内韧（共同认同、执行）的民间文化。

　　作为官、民双方集体共同认可的生活文化（传统）是民俗的主体。节日民俗中上层文化层也要“与民同乐”，只是更加排场、华丽以示地位不同而已。上下层常相互研究、接触，使跨阶层的民俗存在着相互模仿、因袭而来的共同成分（或共享因素）。二元对立的阶层在民俗中是互见有无，彼此分野中又彼此认同的，这使双方相互模仿的成分很浓。一方面我们看到民间文化对主流文化、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影响（如白居易对乐府民歌的学习，李季对信天游的学习），一方面又能看到在民俗活动中，大量存在无文字层对有文字层、对都市文明的向往心理，例如温州任何一个县的农村外出者皆自诩为温州市人，过去温州各乡县人以学温州话、效仿温州城市民俗为荣。道理很简单，当某一文化势力来自于强大的权力层和知识层，民俗的承负者们就会有一种从强心理，而在民俗中表现为对主流文化层的模仿、倾倒、神化和纷纷效尤。今日民俗群体中的部分人出于崇洋（从强）心理，使城市的新时尚中出现了过洋节、信洋教、吃洋饭、盖洋楼、起洋名之类的所谓新民俗。这在某种意义上给中国的旧有民俗带来了新成分，但又冲击了传统民俗的正常传承，有的甚至破坏了中国民俗中的优秀成分。民俗学家的文化忧患引人注目，寸心可鉴。

　　民俗学进入中国迄今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在其蓬勃发展的背后，我们愈益清晰看到民俗学对人的研究的分析性精神。二十世纪是分析的时代，民俗研究者不得不步出综合研究的象牙塔，走向民间，解剖民间。我国传统民俗研究常见的做法是事象收集、直观分类并提供某种推测式的结论。对直观分类所得出结论的解释是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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