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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空间矛盾的不可回避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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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17:38: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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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的文化恰恰是由于世界各国、各民族历史上先民的不断创造、演化和积淀传承至今，我们不能不注意生成这些文化样态的背景。就中国的非物质文化传统说来，生成这些文化样态应该是在农耕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既然是作为传统，必定保有农耕文化的印记，这是需要刻意强调的。近一个世纪以来刚刚生成的非物质文化尚未成为“遗产”，也就不在我们所说的“保护”之列。既然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农耕文化时期的产物，这里就有一个两种文化冲突中人们的理念转化之时认知和接受传统的矛盾性，农耕文化所造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文明具有典型特征的文化基因，但基因的存在并不能够保证人们在当下可以非常顺利、并无障碍地传承它。
20世纪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多数国家一样，受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影响最大的是城市文化。依照西方学者的理念，城市文化是为大传统，乡间文化是为小传统；大传统直接影响小传统，而小传统却很难作用于大传统。这种理念固然不错，但是用其解释中国文化传统却具有相当程度的片面性。问题在于以上的理论仅仅注意了共时的层面，而没有注意到历时的层面。直至20世纪之前，中国社会是城市和乡村相通的农耕文化为主导，当西方文化涌入，首先冲击的是城市文化。我们以音乐文化为例，经过一个世纪的推衍，城市之中形成了西方专业音乐文化原样引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变异传承，在西方音乐文化影响下与传统观念结合创造出的新音乐这样三分的局面。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广袤的乡间社会之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根基以农耕文化为主导并未得到根本性地动摇。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传统音乐文化的功能性和制度化，在当下依然以礼俗的样式积淀并深深嵌入于乡间社会之中，由于乡间社会地缘、血缘、亲缘关系的超稳定性结构的存在，加之礼俗用乐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传统音乐文化也得以相对稳定地承继。
近三千年以来有两个制度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造成重大和决定性影响，一个是“礼乐制度”，一个是“乐籍制度”。前者成就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功能性理念，后者则是从制度上保证了礼乐和俗乐在本体一致性前提下的创造和承继。不可否认，作为审美和欣赏的音乐应该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中国人三千年来贯穿的“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的礼乐观，音乐与礼相辅相成的使用，音乐在礼俗仪式中“以悦神欢”、“娱神娱人”、“人神共享”，音乐成为各种祭祀、典礼仪式的兴奋剂和黏合剂，这充分体现了农耕文化社会中以乐事神、敬神的功能作用。这种功能性的作用在当下的乡间社会之中依然大量存在，如果仅仅以城里人的目光看待音乐文化而不深入乡间去实地看一看，则很难理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娱神、娱人的双轨性，而这正是中国礼乐文化传统在当今社会的具体显现。能够将古老的传统音乐保持至今者，在历史上主要依靠制度，进而转化为礼俗，以其社会功能性与多种仪式依附共生。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确是具有娱神、娱人双重作用的。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中国历史上国家两件最为重要的大事之一，祭祀是为“礼”的重要范畴，依照“礼非乐不行”的理念，祭祀用乐一直延续到当下的社会形态之中。在两周时期祭祀用乐仅仅是用于有身份的人，所谓“礼不下庶民”者，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化，民间礼俗中祭祀用乐占据了相当的比重。我们看到，民间葬礼，驱傩仪礼，迎神赛会，道教斋醮科仪，佛教放焰口、水陆会等，这些礼俗仪式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得以承继的主要生存方式。所谓“西安鼓乐”、“冀中北乐会”、“智化寺京音乐”、以及活跃于乡间社会中音乐班社所承继的“鼓吹乐”、“吹打乐”等等，大量传统乐曲的使用大多具有这种多重社会功能性意义。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乡间社会中很少有人单纯地为了娱乐而请乐班子，凡请乐班多半是家庭、家族或乡村社会群体之中有相关的功能性需求，诸如祭祀，婚丧嫁娶，过生日、满月、周年，开业庆典以及前面所提到的种种形式，我的研究生在去冬今春对一个乐班进行了整整两个月的追踪考察，统计数字表明，该乐班一共上事39次，其中31次为葬礼和三周年的祭祀、庙会奏乐。以上这些都有仪式，而仪式必有一定的程序，这种程序多被程式化，即在哪一种仪式的哪一个程序中演奏什么乐曲，无论是礼相还是班社乐人都心知肚明，绝对不会有错，因为这已经成为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了。在城市音乐文化娱人层面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而在乡间社会中，却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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