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空间矛盾的不可回避性 |
 |
时间：2009-9-8 17:38:44 来源：不详
|
|
|
需品，进入这个庄严的仪轨之中顿生敬畏，音乐近乎原样传承，因此不必担心其消亡的命运。当城市中寺庙这些具有功能性的法事并非出于自身的转型和意愿而成为过眼烟云，当昔日功能性用乐仅仅作为一种艺术样式予以承继而功能性缺失的时候，“保护”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以往生存的文化土壤难以为继。不仅智化寺如此，许多类同的样式诸如西安鼓乐（直到20世纪上半叶其生存空间也是香会、水会者）、冀中北乐会等等都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矛盾性主因――农耕文化下生发的功能性礼俗与现代社会理念冲突的矛盾性。礼俗为载体传承传统音乐，当礼俗的功能性缺失则与其依附共生的传统音乐也就不再有生存空间，这就是当下难以为继、生存危机的现实所在。是否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再恢复放焰口、做法事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有些问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承继的确有一些不可回避的矛盾性存在，如何加以解决恰恰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在下以为，只要是对社会稳定不造成不利影响的民俗，其实可以让其存在。我们看到，即便是在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之中，教堂用乐不是依然存在吗？我们在民间信仰、民间礼俗中用乐只要不是过分铺张，只要不与人性相悖就由他去，当然可以对礼俗适时地加以引导、改造，音乐传统在其中得到较好地承继不是一件乐事吗？据有关人士告知，实际上国家宗教局成立的“四司”就是针对一些民间信仰的管理所设，由此可见国家的政策法规其实是正视并允许这些礼俗存在的，但为什么到了下边执行起来却变了味呢？
历史上主流文化中成为传统的东西，在当下以礼俗的形式存在于广袤的乡间社会之中。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具有历史观；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主脉在当下以非主流的形式与民间礼俗依附共生，才有当下在乡间社会近乎原样的传承，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其生成、发展、演化的过程无不显现出审美功能和实用功利性并存、娱神娱人并存的状况，这是因为当下的乡间社会中还广泛存留着农耕文化的土壤，乡间社会的文化生态还是地缘、血缘、亲缘紧密维系的局面，因此历史上的传统在生存与延续过程中便有其相对完好的文化空间。有关资料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现在依然占全国人口比例的三分之二以上，在未来20年中可能会有1.5亿农村人口转向城镇，但这还很难改变农村人口比例大于城市的局面，乡间社会的文化生态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如果我们不是对传统音乐历史和现实中的生存环境进行分析，尊重传统音乐所依附和共生的礼俗，尊重传统音乐的在乡间社会的文化空间，而仅仅将目光盯到某些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将其抽取出来进行所谓保护，不去关注其生存的文化土壤加以有效地培育，不尊重传统的传承关系和业已形成的规律性，显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在有社会需求的情况下，传统音乐在民间才能够得以生存发展；乐人们才会对手中掌握的技艺精益求精，承继得以延续；没有了功能性的需求，也就意味着离消解不远了。许多人只是看到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濒危的状况，却意识不到产生濒危状况的原因，而找到原因，却又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与当下的保护理念有相当得矛盾性，这才是我们需要刻意关注并加以思考的问题。
当在城市中受到专业音乐教育的人们在理念上已经对与民俗仪式之社会功能性“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人们就不能够很好地解读音乐以及许多技艺与民间礼俗的关系，看不清民间礼俗的农耕文化属性和其丰富的内涵。我们说，将音乐和许多具有技艺性的本体抽取出来进行所谓的“保护”是很难有成效的，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的缺失造成了当下的实际状况。矛盾性就在于我们是仅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多种具有技艺性的本体抽取出来加以保护，还是注重保护诸如传统音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生存空间。对音乐传统等实用功能性理念的缺失，是造成不可回避性矛盾的焦点：即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好民俗、礼俗与其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关系。对音乐文化传统是这样，对其它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如此。
由此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应该尽快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理论体系，对于被列入代表作者有一个恰当的定位，对其遗产的属性、内涵与外延、历时与共时的关系，对其生存的文化空间有清醒地、整体地把握，其生存发展传承与当下社会的矛盾性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矛盾是不可回避的，只有妥善解决好多种关系，真正认识到应该保护什么，在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