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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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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17:39: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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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既有传统的以民间节日、宗教仪式、戏曲为中心的地方文化生活的淡出，空洞化（《我的故乡在渐渐沦落》）；也包括曾经相当活跃的，与集体生产相伴随的农村公共生活形式（如夜校、识字班、电影放映队、青年演出队）的瓦解（倪伟《精神生活的贫困》）；更有在纯净的大自然中劳作和以家庭、家族、邻里亲密接触、和睦相处为特点的农村日常生活形态解体的征兆和趋向：生态环境的恶化，家庭邻里关系的淡漠和紧张，社会安全感的丧失：“乡村生活已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文化精神的内涵”，人们经常提到的“赌博、买码、暴力犯罪，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乡村社会文化精神缺失的表征”（刘铁芳《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
于是，就有了更深层面的焦虑：“传统乡间伦理价值秩序早已解体，法律根本难以进入村民日常生活，新的合理的价值秩序又远没有建立，剩下的就只能是金钱与利益。”（《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如论者所说，“农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宰性的意识形态，它对生活以及人生意义的设定已经主宰了许多农民尤其是农村里的年轻人的头脑”（《精神生活的贫困》），由此带来的问题自然是十分严重的。于是就有了“作为文化——生命内涵的乡村已经终结”这一根本性的忧虑。
而“乡村作为文化存在的虚化，直接导致乡村少年成长中本土资源的缺失”，“乡间已经逐渐地不再像逝去的时代那样，成为人们童年的乐土”。如今的乡村少年他们生活在乡村，却根本上无法对乡村文化产生亲合力，归依感，那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存在，而城市文化更对他们十分遥远，这样，他们“生命存在的根基”就发生了动摇，成了“在文化精神上无根的存在”（《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乡村文化的危机和乡村教育的危机，就是这样相互纠结着。
这一切，自然对那些曾经感悟，至今仍依恋乡村文化的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冲击力。一位作者说：“我已经无家可归”，“我在城市是寓公，在家乡成了异客”（《我的故乡在渐渐沦落》）。——这样，无论在乡村少年身上，还是在农民工那里，以及这些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这里，我们都发现了“失根”的危机：这是发人深省的。
而我们的思考和追问还要深入一步：乡村文化的衰落，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底线”的突破，“活着的理由”又成了问题
最近，社会学家孙立平在《同舟共济》2007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了“社会生活的底线”问题。如孙立平先生所分析，所谓“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正式或非正式的基础制度混合而成的，这样的基础秩序是相当稳定的，甚至常常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它平时默默地存在，以至人们往往忽略了它，甚至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中，政权更替了，制度变迁了，这种基础的秩序依然如故。比如‘不许杀人’的道德律令，体现诚信的信任结构等，在社会变革的前后几乎没有大的差别”。在始终以农业社会为主体和基础的中国，乡村文化，它所内含的民间伦理、价值观念、生活逻辑、基本规则、规范，所建立的基础秩序，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社会生活的底线”的载体。因此，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乡村文化的衰落，就具有了非同小可的严重性，它意味着孙立平先生所说的“社会生活的底线的频频失守”，“社会生存的基础正在面临威胁”（《这个社会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于是，就产生了我的问题和恐惧：今天的中国农村，还能够成为“落难者”的庇护所和家乡吗？不能了，因为“善待落难者”这样的民间伦理已经荡然无存，人和人的关系早已利益化了。是的，我在正月初一写的文章里，还在说：“最终的胜利者仍是这平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伦理，或者说，历史总是要回到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逻辑上来”；而现在，我又必须面对一个无情的现实：这样的民间日常生活伦理、逻辑正面临着解体的危险。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根本性存在危机：这个社会出了大问题了！
我又想起了《巧家有个发拉村》的作者向我们提示的历史教训和警告：“只要问到发拉村何以会如此穷困，群众都不假思索：‘1958年大炼钢铁造成的。’”这就是说，大炼钢铁破坏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破坏了生态平衡，毁灭性的自然破坏，使农民“丧失了生存的(物质)基础”，“代价是触目惊心的，如今的四代人已经殃及，以后还要殃及多少代，就说不清了”。而今天，这样的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还在继续，而我们又开始了文化的破坏，而且是基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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