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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时间:2009-9-8 17:39:22  来源:不详
文化下乡”的问题,即将更广阔的外部文化资源引人乡村文化生活,并与本土文化相融合,以拓展和丰富乡村文化的内涵(《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在我看来,本土文化资源的发掘、培育,和外部文化资源的引入、培育,应该构成乡村文化和教育“重建”的基本内容和任务,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石中英先生说得很好:“教育是干什么的?我们总是说教育是培养人的,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但是人和社会都是统一在巨大的文明体下面的,教育应该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一种文明观的教育。”问题是:“我们究竟要帮助青少年树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文明观”,“是文明的多样性呢,还是单一文明论?”这是直接关系着下一代的精神成长和发展的。因此,我也非常赞同石中英先生的主张:乡村教育不能只限于教会学生“如何生存”,用石先生的说法,就是局限于“离农、为农”教育,以帮助学生“走出农村”或帮助他“在农村更好生存”为教育的全部目的,而更应该关注学生的文明观、世界观的培育,使他们懂得怎样“理解生存”,追求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失重的农村文明和农村教育》):这才是乡村教育的根本,也是我们反复强调乡村文化教育的意义所在。

  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这其实是隐含着对我们在讨论乡村文化、教育,以至乡村建设、三农问题时,很容易陷人的“精英立场”的一种警戒的。刘健芝女士在她的文章里,提出要“反思我们的整套思路”,这是抓住了要害的。如果我们把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以至整个乡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看作是“自外于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前文所提到的将乡村和农民作为救济和改造对象的陷阱。应该警惕的是,这样的“乡村、农民观”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是占据了主流地位的。如刘健芝女士所分析:“主流在谈三农问题的时候,往往把它作为现代化里面的一个消极的、负面的问题看待,站在‘现代化’的高度,不自觉地俯视落后在后边的、被看作是无知的顺民,或是刁蛮的暴民。我们只能把农民想象成一个落后群体,简单使用二分法,就是‘现代——传统’、‘进步——落后’,然后就想用一整套的、根本的解决办法,去处理问题,即使我们不是位高权重,也会想象自己在统治全国、统治世界的位置上‘救国救民’。”而如康晓光先生所说,这样的“现代化”逻辑下的农村、农民观的背后,是隐含着“强势集团的利益”的(《“现代化”是必须承受的宿命》)。按照这样的居高临下的权势者、成功者的立场,甚至以“让农民别太穷了,或者别暴动啊”的心态,来看待和对待和三农问题,就必然将乡村建设变成一个“为民做主”的“救济”,和缓和矛盾、维护稳定的“补救”措施,这样三农问题就被简化为一个纯粹的物质贫困的问题,所谓“新农村建设”也仅仅变成“盖房修路”的慈善之举。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深层次的精神、文化、教育的问题,以及未能涉及的农民权利问题,就通通被遮蔽,或者被虚化、空洞化了。更危险的是,在这样的“农村、农民观”指导下的乡村建设,不是流于形式,“雨过地皮湿”,就可能变质,形成对农民利益的新的损害。

  因此,如刘健芝女士所说,我们必须对这样的“主流”农村、农民观提出“质疑”(《乡村建设的另类经验》),明确地与之划清界限。现在提出“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试图提出既不同于权势者、成功者的“精英”立场、思路,也不同于“代言人”的所谓“平民”立场和思路的一个新的立场和思路。这有点近于鲁迅说的“连自己也烧在里面”(《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也就是我们在本文中反复讨论的体验、感受和认识:今天中国农村、农民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深层次的精神、文化、教育的问题,也就是今天中国城市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知识分子的问题。因此,我们是在和中国的农民一起面对共同的中国问题,以及我们自己的问题,并一起来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路和实践途径。在这一共同探讨中,我们又各自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和作用,相互吸取,相互补充。如前文所一再强调,新的思路与实践,是必须建立在多元文明的广泛吸取基础上的,这样,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就必须向农民学习,到农村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吸取那里的丰厚、博大的农业文明、乡村文化资源,同时我们也可以发挥知识、文化上的优势,帮助农民认识与培育自己的乡村文化,吸收同样广阔的城市文化和其它外来的和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

  因此,我同意康晓光先生的意见: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一起来解决农村的问题,“可能最有希望”(《“现代化”是必须承受的宿命》)。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是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当然,必须充分地吸取历史的教训,既不能把农民简单地视为“被启蒙”的对象,也不能把知识分子看作“被改造”的对象,而应该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为平等、合理的关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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