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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时间:2009-9-8 17:39:22  来源:不详
业”,因此,要“从农业出发,开创台湾新的绿色农业;从农村出发,开创台湾有机新的社会未来”。“谈农业,必须要与其它产业连在一起想。谈农村,也需要连着城市来讨论”,“农村,要种植干净的食物,重新建立新的社区,建立新的城乡关系,从而建立一个有机的新社会”(罗婉祯《台湾农村愿景会议参与记》,载《青芽儿》20期)。而且还有关于农业、农村和文化保存的关系的讨论:传统文化“都是在农村的环境下发展而成”,“德国人如果丧失了农村,他们就读不懂歌德、席勒、荷尔德林的诗”,因此,“台湾的小孩读不懂李白的诗”是必然的。“文化不只是几个孤立的建筑或物件,而是包括了酝酿出它们的自然环境背景与更整体性的历史空间”,要真正了解传统文化,就必须接触农村。结论是:一个不要农业的政府,不保留农业的人,“没有资格谈文化保存”(彭明辉《古籍、生态与“文化资产”》,《春芽儿》16期)。我尤感兴趣的是,作为“过来人”,台湾学者对大陆农村发展趋向的观察和质疑:“农民羡慕市民,或因后者有诸多的社会福利保障,有较佳的公共服务设施。这无可厚非,或本应如此。但我好奇的是:农村的现代化,一定就是都市化?而都市化,一定就得是:把原本的农舍、农村全部铲平?”“农村的发展,仅能是这样?或是在城、乡之间,仍有一定的分工和提携?让整个社会发展,在更多样下稳健地向前?台湾或第三世界国度,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不也正是城乡发展失衡,农业持续在‘失血’的情况。这方面的经验能否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参照?不要再重蹈覆辙。否则,将来遭殃或受害的,还是农村和农民”(舒诗伟《投入农村的年轻人》,《春芽儿》20期)。

  在我看来,论争背后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看待和对待“农业文明”(“乡村文化”)和“工业文明”(“城市文化”),以及它们二者的关系?这也是收入本书的好几篇文章所要讨论的。以农村文明的衰落作为农村城市化(现代化)的代价的主张,其背后是有着三个理论观念的支撑的:其一,是“农村”与“城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二元对立,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其二,就是论者所说的“文明进化论”:“采集文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一个直线的进化运动,后者比前者具有绝对的优越性、进步性:其三,这是一个取代以至消灭一个的过程,后一种所谓“体现了历史发展方向”的文明,只有通过前一种“已经落伍于时代”的文明的“毁灭”,才能取得自己的“历史性胜利”。如论者所说,“似乎就是人类文明每一次进步都要抛弃已经取得的所有成果,人们总是站在今天嘲笑过去,为我们今天的一切沾沾自喜”(石中英《失重的农村文明与农村教育》)。应该看到,正是这三个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我们对文明问题,农村、城市问题的认识,影响着我们的现代化想象,以及社会发展的设计、规划、行动,以至造成了许多今天我们越来越看清楚的“文明病”。因此,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必须对这些几乎不容置疑的前提性观念,提出质疑。

  不错,在质疑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当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工业文明、城市文化的弊端时,又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将农业文明、乡村文化理想化,形成了论者所说的“逆向乌托邦陷阱”(康晓光《“现代化”是必须承受的宿命》)。看起来,这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一个极端,但其内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却是相通的。其实,这样的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来回摆动,正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中的一个很值得认真总结的现象,但似乎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不要忘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是曾经相当盛行,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而相应的极端实验是曾经造成灾难的。但我们在纠正和放弃“农业社会主义”道路时,又摆到了根本否定农业文明、乡村文化,将工业文明、城市文化绝对化的另一端,以未加反省的“城市化”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形成了“城市取向”的思想、文化、教育路线,并成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相应的实践已经弊病丛生,我们在上文所揭示的许多灾难性的问题都是有力的证明。而我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过去的“农业社会主义”,还是今天的“城市取向”,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都主要是由农民来承担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实在是“多灾多难”。

  因此,我们要真正走出在“钟摆”中不断损害农民利益的怪圈,就要如一位作者所说,必须根本改变“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跳出“现代化/反现代化”(它内含着“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城市文化/乡村文化”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概念)的思维模式(《“现代化”是必须承受的宿命》)。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应该以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态度和立场,来看待历史与现实的各种文明形态,首先要确认:它们都是在“自己独特的历史过程中生长起来的”,都是“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当中所创造与憧憬的理想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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