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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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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17:39: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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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和生活形式”，因而都有“自己的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都积淀了某种“普适性”的价值（如农业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的强调，工业文明对科学、民主、法制的强调，等等)。但同时，又各自存在着自己的缺憾和问题，形成某种限度，也就为另一种文明的存在提供了依据。也就是说，各种文明形态，既是各不相同，存在矛盾、冲突，相互制约，又是相互依存和补充的。由此形成“文明的多样性”和文明的“生态平衡”（石中英《失重的农村文明和农村教育》）。
我们要创造怎样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
问题正是这样：“什么样的生活是一种好的生活？”或者说，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要追求、创造怎样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并建立怎样的价值理想和理念？这其实是我们讨论“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它的背后是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建）所内在的根本问题。康晓光先生说得很好：“我们在面临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必须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现代化”是必须承受的宿命》）。我们必须坚持理想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的继承者，我们自然要超越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两种文明所积淀的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都要有所吸取，同时对其各自的缺憾有所警戒。这样就能够在两种文明，两种文化，城乡之间寻找互补与平衡。做到前引台湾朋友文章中所说的“多样下的稳健”发展。
收入本书中的许多文章，在我看来，都是在理论与实践上对这样的“互补与平衡”，这样的“多样下的稳健发展”道路的探讨。如贺雪峰先生所提出的“低消费（可以说是低污染、低能耗），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建设”，以及在提高“城镇化率”的同时，进行“新农村建设”，保留城乡二元结构，但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沟通、补充，农村成为“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义的‘家’”，农民（以及市民）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设计（《新农村建设和中国道路》），尽管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但它确实跳出了既有的思维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当然，同时我们又必须有现实感：毫无缺憾的选择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说的“互补”、“平衡”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调整和探索。但就已有的实践看，这样的“互补”与“平衡”又是可以实现的。刘健芝女士在她的文章里所介绍的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的经验，就很有说服力：他们一方面充分吸取了工业文明的科学精神，“以科技作为手段来帮助农村提高生产，改善生活”，又对工业文明所容易导致的“人的自大”的“科学主义”持清醒的批判态度，把科学发展中的“生态问题”放在突出的地位，这背后就有农业文明所强调的人和自然的和谐的理念。对“消费”问题也同样如此，在强调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以充分满足农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同时，又提出“消费是为了我们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我们的贪婪”，避免走向“消费主义”的极端（《乡村建设的另类经验》）。
这样的“另类经验”，显示的是“另类思路”。也就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另类经验是产生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的，如刘健芝女士所强调：“在纷乱的形势下，还是有一些东西保留着，就是在百姓中间，在庶民中间，在农民中间，在原住民中间，还零星地存在一些痕迹，还坚持创造一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乡村社会，把农民看作是一个需要救济、改造的对象，看作是一个包袱，而要看到那是一个巨大的财富，是一个宝贵的精神资源，一个提供新的想象力的创造源泉，是一个创造新的存在、新的可能性的广阔天地。因此，“乡村建设是关乎所有人的，不简单只是一个农民问题”（《乡村建设的另类经验》）——当然，我们也不可把它绝对化、唯一化。
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
现在我们可以把讨论回到“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上来。
首先是我们需要怎样的“重建”？如前文所阐述，“重建”问题的提出，是因为乡村文化的衰败和乡村教育中乡村文化资源的失落。因此，谈“重建”自然首先是一个“重建乡村文化的尊严”的问题，要重新确认乡村文化在整个社会、民族文化中的价值和地位，重新确认乡村文化作为乡村教育和整个国家教育的文化资源的价值和作用。而把文化重建和教育重建联系起来，也包含着从乡村教育人手，强化其对乡村文化的“庇护和培育”功能的设想（刘铁芳《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如石中英先生所说，引导农民和他们的后代“正确理解他们所生产、所传承、所享受、所创造的文明”，并作为基本的精神资源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应该是农村教育的基本任务（《失重的农村文明和农村教育》）。在我看来，这背后更有一个以和大地血肉相连的乡村作为“精神家园”的深刻内涵：而为年轻一代营造这样的精神家园，培育这样的生命存在之“根”，正是乡村教育带有根本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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