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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时间:2009-9-8 17:39:22  来源:不详
性的文化的破坏,导致人与人关系的生态平衡的破坏,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瓦解,以至于在体制统治的严密性达于极致的时代仍保持相对稳定的民间日常生活伦理都发生了动摇,这样的破坏,可能是更为根本的,那么,它将要殃及的,会是多少代人呢?真是“说不清了”。

  想起“父母造孽,子孙遭殃”这句俗话,我真不寒而栗:面对我们自己造成的乡村民间文化、教育的破坏,社会生活底线的突破,是不能不有一种罪恶感和负疚感的。

  而当人的生命存在意义一旦瓦解,人“活着的理由”就成了问题。这就说到了这些年日趋严重,却未能引起深入思考的“自杀”问题。刘健芝女士在收入本书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自杀的人群里面,几乎农民都是排第一或第二位”的问题,据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乡村建设的另类经验》)。我们这里经常听到的,还有青年学生(特别是大、中学生、研究生,其中有不少是农家子弟)的自杀。其中有一个报道,特别让我感到震惊:一个研究生,在自杀之前,曾列表说明“活下去”的理由和“不活”的理由,结果前者的理由不敌后者,于是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前文提到鲁迅说的三个层次的“活着”的理由:为自己活着,为爱我者活着,为敌人活着,在日常生活伦理、逻辑被颠覆以后,确实都成了问题。当人仅仅为“钱”活着,缺少精神的支撑的时候,就随时会因为生活遇到挫折,物质欲望不能满足而失去活着的动力。而亲情关系淡漠,功利化,家庭情感功能退化,当孩子感受不到,或不能强烈地感受到父母、亲人的爱时,也必然导致“为爱我者活着”的动力的丧失。因此,我读到以下一组调查数据时,确有毛骨悚然之感:在留守儿童中,“38.4%的认为父母不了解自己,20%的认为与父母在一起的感觉很平常,7.4%的甚至不愿意和父母在一起”(《湖南农村留守型家庭亲子关系对儿童个性发展的影响》),连和父母都“形同陌路”,真不敢想象这些孩子将来的人生之路将会怎么走。这岂只是农村儿童的遭遇,在城市里,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不是把亲情关系绝对功利化,而导致一个又一个的“杀母弒子”的家庭悲剧吗?今天,逼着人死的“敌人”大概不会很多;但因为生存的基本条件匮缺或被剥夺而走上绝路的,却时有发生,这在农民的自杀中,大概要占相当的比例。更致命的是人与人关系的淡漠,当人觉得个人生死和他人、社会无关,自己的生命毫无价值,甚至没有人需要自己活着时,也会丧失“活着”的动力。

  今天青少年的轻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童年是被剥夺了的:当乡村生活不再成为乡村少年的“乐土”,当城市的儿童几乎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笼罩在应试教育的阴影里,他们早已失去了“童年的欢乐”,这就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人生的欢乐,而且以后也很难享受生命的乐趣,这也就很容易导致活着的动力不足。

  事实就是这样的严峻:乡村文化的衰落,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都在有意无意地剥夺青少年“活着”的理由,生命的意义和欢乐。而对一个民族来说,自己的后代子孙,能否有意义地、快乐地、健康地活着,可绝不是小问题。

  讨论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懂得,所谓“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绝不只是“乡村”的问题,或者说,如果我们只是在“乡村”的范围内,来讨论乡村文化、教育,以及其它乡村问题,其实是说不清,也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必须有一个更大的视野,一个新的眼光和立场——

  如何看待“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及其相互关系

  这也正是《乡村教育的问题和出路》一书的一位作者所要强调的:“所谓的价值重建,不可能只是局限在农村社会内部,而必须是整个社会的价值重建。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抵抗,也不应该停留、限制在农村社会当中,而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同时展开,如果我们不把城市和乡村关联起来,仅仅是在农村社会内部寻求局部性的解决,那么,这样的努力就是根本无效的”,“农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农村社会内部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倪伟《精神生活的贫困》)。今年年初,我到台湾参加了一个“城流乡动”学术讨论会,亲历了一场争论。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我做了一个关于“大陆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运动”的发言,当即遭到了质疑。论者认为,在台湾,农业人口只占5%,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再谈“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不过是一种“乌托邦意识形态”的驱动。我在回应时只谈到了大陆不可能走单一的“农村城市化”的道路,而必须同时进行“新农村建设”,但对台湾的农村问题,因不了解情况而回避了。但到了会议的最后一天,我却听到了台湾学者的另一种意见。论者并不否认台湾农业与农村文化衰败的现实,提出的问题却是:这样的衰败,真的是“历史的必然”,真的有利于台湾的发展吗?进一步的追问是:“农业”、“农村”对台湾发展,以至人类发展的意义何在?后来,我在他们办的刊物上又看到了更明确的表达:“农业是台湾宝贵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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