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隋之关陇集团，如杨广、杨素、牛弘等；二，东魏、北刘入周隋者，如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等；三，梁、陈入隋者，如虞世基、许善心、王胄等。其中后两类是主力，故隋代文化同北魏、北齐一脉相承，对梁、陈亦多因袭，于西魏、北周文化则较少关注。曹文认为，南北朝时期，北方文人在诗歌创作上虽已自觉模仿学习南方文人，且有很大进步，但总的说来，在诗歌的艺术技巧方面仍多少有些逊色。隋代的统一加强了南北文人的交流，他们彼此唱和，已不再是北人学习南人，而是相互促进；原来保存在南方的典籍大量流入北方，使北方文人得以借鉴的前人作品大大增加，对隋诗发展起了很大推动，由此形成南北文风的融合，为唐诗繁荣奠定了基础。王文则针对一般文学史将隋诗附骥于齐梁之后、认为隋朝诗风源于齐梁的“南朝文学情结”，在认真剖析北朝诗歌传统和风格的基础上，提出：“隋朝诗歌尽管有了不小的变化，但在主导精神方面继承的仍是北朝诗歌传统，其底色也还是北朝诗歌的底色。”文章从诗歌创作的缘起、诗歌的具体表现两方面论证了上述观点，同时描述出隋诗以北朝诗歌为底色在文帝和炀帝两个时期，南北诗风相融合的轨迹，尽管这种融合基本上还处于自发自为的无序状态。
综论初盛唐诗的论文有荆立民《初盛唐诗人的另一种人生追求：兼探李白游仙诗、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内蕴》〔132〕、何平《初盛唐五七律登临诗论略》〔133〕、葛晓音《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134〕和《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135〕。葛文前一篇对唐前期各族文化交融的主导倾向究竟是胡化还是华化这一问题加以重新审视，文章认为，由于入华胡人的华化程度远高于华人局部的“胡化”，而且唐政府在施行教化时以传统为准绳，对外来风俗的传播有抵制有批判，所以唐前期各族文化的交融是以华化为主导倾向的。葛文后一篇从字法句式和篇法结构等方面探讨七言歌行形制体调的规范问题，藉以揭示初盛唐歌行艺术发展变化的某些内在原因。文章以发展的眼光辨析七言歌行与七言乐府、七言古诗的差别：“大体说来，从梁陈到初唐，非乐府的七言古诗的总体趋势是逐渐歌行化。四杰之前，七古与歌行尚可区分；四杰之后，二者已难以辨别；至盛唐才各有分野。”“总之，从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可以看出：歌行确实是一种流动性较强的诗体样式。其形制特征只是在某一个时期之内，才有相对的固定性。大体说来，从齐梁到盛唐，包括李白的变格在内，歌行虽然经历了若干层次的演变过程，但由于和乐府的关系密切，仍有相对固定的形制特征。……而从杜甫开始，则呈现出向汉魏五言‘行’诗和无歌辞题的七言古诗靠拢的趋势。”
有关初唐诗的研究论文有林继中《初唐：宫廷诗的消化》〔136〕、邓小军《初唐诗：唐诗精神的跃动》〔137〕、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述略》〔138〕、卢国栋《初唐诗坛的光辉》〔139〕、张晶《初唐歌行与诗风嬗变》〔140〕、王启兴《初唐三诗人重出诗篇考辨》〔141〕、杨墨秋《初唐诗杂考》〔142〕等。唐诗的自立过程就是对魏晋以来诗歌传统的整合过程，林文考察了初唐诗歌对宫廷诗的改造消化过程，并从这一过程中审视雍容华贵的宫廷诗如何成为唐诗的底色。而邓文则认为：“初唐诗的真生命，不在于宫体与应制诗的旧传统，而在于突破旧传统而跃动起来的新精神。这就是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富于同情心、进取心的人性人道精神，热爱自然、以自然为美的艺术精神。”王文在掌握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沈佺期、李峤、刘希夷的重出诗逐一加以辨析，断其归属。杨文涉及对象则更广，如“沈佺期《伤王学士并序》系年辨”一则，纠正连波、查洪德《中州名家集·沈佺期诗集校注》〔143〕所系“神龙元年正月元旦后几日”之误，考为长安四年秋所作。又如考《和上巳连寒食有怀京洛》非孙逖诗，乃沈佺期诗：《巫山高》非沈佺期诗，乃张循诗，等等。
有关盛唐诗的研究论文有刘畅《盛唐之音形成的审美契机》〔144〕、霍然《论盛唐边塞诗与唐人社会心态》〔145〕、李艺《论“盛唐气象”对盛唐山水诗的滋养》〔146〕等。构成盛唐之音的南北风气融合问题向来为学者所关注，但研究中有些只是罗列现象，不究原因，有些究竟原因者又多只注意社会、时代，而忽略了南北审美风气有明显的地域特点，还有一些即使注意到了地域特点也往往流于空泛，刘文则详细分析盛唐之音由北方文化气质和审美理想处于主导的四个方面的证据，并归纳出北方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观大、性凉、景异、积厚，最后阐述南北文化融合，刚健质实(北方)为其骨，柔婉华丽(南方)为其肤，相依互补，形成盛唐之音的观点。霍文认为，唐代边塞诗“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已迥异于前人同类诗作，具备了盛唐之音的特殊品格与资质”，“边塞题材的立功主旨在盛唐诗人这里已升华为一种无上的光荣”，“盛唐热烈灼人的社会氛围孕育了龙虎之姿的边塞诗人群，边塞诗人群风云际会掀发的浪漫又反过来弥漫了整个时代与社会。”有关盛唐文学的研究论文还有张玉璞《论盛唐干谒》〔147〕等。
以上是综论性文章，下面介绍有关具体作家的研究论文。曹丽芳《王绩与山水田园诗派》认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与陶潜的田园诗有着割不断的精神联络，它是在陶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王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题材视点上，他第一次把山水诗和田园诗结合起来写，表现出田园中的林泉之致；在对待人生行藏的态度上，王绩是从陶潜固志守穷到王维身心相离的中心环节；在诗歌表现手法上，王绩开始注意创造物我相融的境界美。研究王绩的论文还有马海英《无奈的选择，适意的归宿：论王绩的性格及其归隐》〔148〕、张海沙《“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试论王绩的佛教思想及其文学实践》〔149〕、刘建春《王绩咏酒诗初探》〔150〕。许总《论四杰诗歌在唐前期诗风变革中的作用与意义》〔151〕认为，尽管卢骆与王杨在诗体专擅及艺术成就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与侧重的不同，但是从文学史宏观意义上看，他们共处于唐诗的质的成型阶段，其诗歌创作与价值指向则是协和与一致的。作者还另有《论四杰诗歌的昂扬基调与壮大之美》〔152〕。霍然《初唐四杰与唐人诗歌审美观念的回归》〔153〕认为，以四杰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为代表的唐代诗歌审美观念的更新，可以说是隋唐时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昔日关陇豪强那令人燥脾的豪雄之风，在一度迷失之后，首次在初唐四杰这一代人的理论与创作中复现。陈子昂的研究论文有赵治中《“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吟”：论陈子昂的孤独意识》〔154〕、王祥《陈子昂〈感遇诗〉的诗史意义》〔155〕、徐文茂《论陈子昂诗的使事用典》〔156〕、《试论陈子昂的酬别诗》〔157〕、张锡厚《陈子昂论略》〔158〕、王辉斌《陈子昂婚姻试探》〔159〕、杜浣溪《“云海方荡谲，孤鳞安得宁”：论陈子昂的忧患意识》〔160〕。
寒山子的研究论文有姜光斗《论寒山子的时代、生平与诗歌》〔161〕、陈耀东《寒山子诗结集初探：〈寒山子诗集〉版本研究之一》〔162〕、项楚《寒山诗籀读札记》〔163〕、曹汛《寒山诗的宋代知音：兼论寒山诗在宋代的流布与影响》〔164〕。项文21条札记在对照中日代表版本的基础上，以四部丛刊影宋本为底本，参考中日代表性注本或校正误字，或纠正误注，或发抉奥义，解决了寒山诗研究中的许多难点。曹文纠正入矢义高《寒山诗管窥》“寒山诗在宋代诗人中几乎没有知音”，“宋代写了那么多的诗话，寒山诗一次都没有被提到”的观点，认为“寒山诗在宋代诗人中有众多的知音，影响很大。”刘希夷的研究论文有三篇。玉钰《刘希夷和他的诗》〔164〕将刘希夷31首诗分为两类：闺情诗虽无多少创新，然而在情思之绵邈、词采之精丽、格调之缠绵、韵味之醇郁上，都超过了前人；从军诗则气势雄浑、感情豪迈、境界壮阔、音调铿锵，是盛唐边塞诗的先声。作者还撰有《刘希夷死因质疑》〔166〕一文。陈建华《刘希夷诗初论》〔167〕分析更细密，将刘希夷诗分为咏物抒怀、闺情恋情、怀古咏史、军旅等几类。认为其诗具有景丽、情柔、意隽、思远的特点，摆脱了六朝繁辞缛文的弊病，借鉴了南朝乐府的诗题和六朝诗的遗辞造语，注重了灵性的抒发、理性的升华、言情方式的多变，代表了初唐向盛唐诗风的过渡。李峤是初唐重要的代表性作家，徐定祥《李峤与初盛唐诗歌的革新》〔168〕从考察李峤其人出发，探讨其诗歌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特点，藉以确定唐诗发展史上李峤所应有的地位，是迄今为止一篇较详细的研究李峤的专文。许总《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169〕探讨初唐另一位重要诗人张说的诗歌创作，文章认为，从张说诗歌创作实践来看，其围绕时代性主题为基点与核心的多样化表现特点，几乎可以视为那一时代各种艺术范式与类型的综融。张说对诗境构造方面的努力，一方联系着同时代的刘希夷、张若虚的艺术探索、同时又更多地显示出与下一阶段诗境特征的渗融，是唐诗史两大阶段过渡状态的典型。
陶敏《〈宋之问集〉考辨》〔170〕对现存《宋之问集》的流传存佚和诗作真伪进行考订，分为明刊二卷本《宋之问集》之检视、明刻《宋之问集》中之伪诗、崇祯张本《宋学士集》的功过、从《唐诗纪》到《全唐诗》的宋之问集、《诗渊》中之宋之问佚诗、《襟之问集》十卷本何时亡佚六部分，皆言之有据。其它研究初唐诗人的文章还有葛洪《唐太宗诗的美学评判》〔171〕、高青《论唐太宗李世民的诗歌》〔172〕、朱炯远《〈王梵志诗校注〉商补》〔173〕、段观宋《王梵志诗校议》〔174〕、许总《论杜审言诗歌艺术与美学格调》〔175〕、李芳民《张九龄诗歌系年考》〔〔176〕〕、肖希凤《苏味道考》〔〔177〕〕、陶敏、易淑琼《沈宋论略》〔〔178〕〕、沙先一《试论沈佺期、宋之问的两重人格及其审美境界》〔179〕等。
盛唐诗人中，岑参研究是两年间的热点之一。河南学者廖立有《吐鲁番出土文书与岑参》〔180〕、《岑参出游考》〔181〕，皆收入其以《岑参事迹著作考》〔182〕为名的论文集中。此外有李初阳《试论岑参诗中表现的功名思想》〔183〕、苏北海《岑参的西域诗及历史功绩》〔184〕、安凌《高扬盛唐精神的岑参西域诗作：兼与李杜诗作的比较》〔185〕、江中云《试论岑参边塞诗风物诗的美学风貌》〔186〕、熊飞《〈交河郡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与岑参行年小考》〔187〕、戴伟华《论岑参边塞独特风格形成的原因》〔188〕等。戴文认为，岑参边塞诗的艺术创新来自于对自我、历史和时代的超越，而完成这些超越的契机是入边的地幕府。高适的研究论文有两篇涉及敦煌文献，一篇是邵文实《敦煌遗书P3812号中所见高适诗考辨》〔189〕，一篇是张锡厚《敦煌本〈高适诗集〉考述》〔190〕。另外还有两篇高岑边塞诗比较的文章：龚军辉《高适岑参边塞诗比较》〔191〕和宁惠英《试论高适岑参边塞诗的不同特色》〔192〕。
王维是与李、杜鼎足而三的大诗人，曾有“天下文宗”的美誉〔193〕。这两年发表的有关王维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0篇，其中《王维研究》第二辑〔194〕收入第二届王维诗歌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25篇。尽管研究中内容重复的弊病仍十分严重，但在生平事迹考证、思想人格探求和作品分析等方面，仍有一些颇具新意的论文。陈铁民《辋川别业遗址与王维辋川诗》〔195〕在两度实地考察辋川别业故址的基础上，结合《蓝田县志》《类编长安志》《元和郡县图志》等文献记载及王维诗作，断定冯贽《云仙杂记》以来所持“辋川别业乃一游止达二十处之多的大庄园”的观点并不正确。文章认为，辋川并非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桃源；王维在辋川的宅第，也就是辋川别业的主建筑，不在二十处游止内；这二十处游止并非都为王维所营造，归王维所有，也不都在王维别业的范围内。这些结论，有助于澄清对王维辋川隐逸生活与诗歌创作关系研究中的某种误解〔196〕。关于王维的生卒年，按《旧唐书》所载卒年、《新唐书》所载享年推定，当为699—759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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