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也没有能够走出这一以经济人的预设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牢笼，它集中地反映在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的论述中。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商品是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构成的，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重点考察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马克思揭示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抽象劳动决定的。正是通过榨取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资本家获得对社会财富的支配权力，但马克思没有给予使用价值以充分的重视，在马克思的商品学说中，使用价值是特定的、具体的，取决于自身的属性，猪油的价值就在于它是猪油，棉花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棉花，它们之间不可以相互替代，原因就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因此，概括地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它的具体功能和有用性，这种有

用性是和人的特定需要相适应的，是用于满足这种需要的物的有用性。鲍德里亚指出，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这种论述，和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论述遮蔽了使用价值的社会性。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使用价值"既不显现为社会关系，也不显现为拜物化场所，如此的有用性规避了阶级这一历史规定性。"与此相反，鲍德里亚明确提出"使用价值，即有用性本身，确实是一种社会化的拜物关系，就像商品的抽象等价一样，使用价值是一种抽象，是一种需求系统的抽象。"就像马克思把交换价值看作社会劳动的抽象，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是"需要系统"的抽象，这种"需要系统"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生产出来的一个同质化、理性化、等级化的子系统，它与资本主义的技术系统、交换模式、生产力等其他子系统一道，共同构成了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谓"个体的需要"便是由这种"需求系统"生产出来的。因此"不是个体在经济系统中表达他的要求，而恰恰是经济系统推导出个体的功能和与之相适应的物品和需求的功能。"在另一处，鲍德里亚把资本主义对需要的控制称为"消费力"，并认为这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的特征。"我们不清楚，目前这种面向有组织的系统消费的驯化在多大程度上是整个19世纪对农业人口进行的面向工业劳动的大驯化在20世纪的对等和延伸。19世界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那个生产力合理化进程在20世纪的消费领域中得以完成。工业体系已经对大众进行了社会化并使他们成为生产力，这一体系可能还会走得更远，直到实现自我完善，并对大众进行社会化（也就是说控制），使他们成为消费力。"

　　鲍德里亚认为，由于马克思未能认识到使用价值仅仅是资本主义"需求系统"的抽象，仅仅是这种"消费力"的实现，因而把使用价值"自然化"了。从这一观点出发，鲍德里亚也否定了马尔库塞关于"虚假需要"的说法，既然一切需要都是由社会建构和控制的，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分别。

　　在《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鲍德里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

　　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能指/所指

　　借助这个公式，鲍德里亚指出，如同在符号学中所指构成能指的实现，使用价值也对交换价值具有同样的功用，它构成了交换价值的一种意识形态保证。这一保证的具体内容是："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从这一观点来看，除了满足需要的手段不同之外，需要是世界上最平均分配之物。相对于作为交换价值的物品人是不平等的，但相对于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人是平等的……使用价值使那些被交换价值从社会意义上分离的人们和解在普遍性之中。"

　　通过这种方式，使用价值使"交换价值"也"自然化"了。因此，如同马克思揭露交换价值拜物教一样，鲍德里亚赋予自己的使命是揭露所谓使用价值拜物教。他认为，这一任务是同样重要和迫切的，因为使用价值作为"自然的’自我’的证据，作为一种无法超越的原初参照物"，"在这里，（历史和理性的）神秘和狡黠最为深入而持久。"

　　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消费就是经济交换价值向使用价值的转化，鲍德里亚对此不以为然，他把目光投向了另一种他认为是"同样基本、同样普遍的过程"，即"作为一种从经济交换价值向符号交换价值转变的消费"。

　　鲍德里亚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物是根据以下四种原则组织起来的：一，使用价值的功能逻辑；二，交换价值的经济逻辑；三，象征交换的逻辑；四，符号价值的逻辑。在四者之中，象征交换处于商品经济系统之外，暂且可以不论。在这里，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商品价值学说的一个重要补充，就是提出了符号价值的观念。

　　鲍德里亚所谓的符号价值与社会学家维布伦在20世纪初提出的"夸示性消费"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所谓"夸示性消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社会"有闲阶级"成员的生活方式。他们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博取名望。这些成员相信"要提高消费者的美誉，就必须进行非必需品的消费，要追求名望，就必须浪费。除非与衣食无着的赤贫者相比，否则，徒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是带不来声誉的。"这种为了某种社会地位、名望、荣誉而进行的消费，用鲍德里亚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符号消费。一件商品，无论是一辆汽车、一款大衣、一瓶香水，都具有这种彰显社会等级和进行社会区分的功能，这就是商品符号价值。一件商品越是能够彰显它的拥有者和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它的符号价值也就越高。如果说在20世纪初，维布伦所说的"夸示性消费"还仅仅存在于社会的上层阶级中间，那么，在鲍德里亚看来，今天符号价值的消费已经构成了社会所有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和纽带。他在《消费社会》中写道："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流"。

　　鲍德里亚曾以艺术品的拍卖为例来说明经济交换价值是如何向符号价值转换的。在一幅绘画作品的拍卖过程中，经济交换价值，以金钱这种最纯粹的一般等价物的形式与一个纯粹的符号——绘画作品实现交换。但这种交换与一般的经济交换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艺术品拍卖中起作用的不再是供求关系。在市场上，商品的交换价值与预期的使用价值总是最大可能地达到一致。但在艺术品拍卖的过程中，当参与竞拍的各方出价的时候，二者的一致性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考虑。因为预期的使用价值不会因拍卖有所增益。所以拍卖活动构成使用价值之外的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拍卖更像是一场赌注，通过下注，绘画成为一种社会地位和声望的符号。普通的商业运作产生的是两个个体之间的竞争性关系，而艺术品的拍卖构成的是参加竞拍者的一个拥有特权的共同体。谁在这场拍卖中获胜并不重要，拍卖的基本功能是使所有参与竞拍的人都拥有了一种那些没有经济能力参与竞拍的人所不可能拥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其标志就是他们可以共同分享其他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不可能拥有的相同的符号。在这里，绘画的符号价值就是一种差异的生产，一种差异的等级体系的生产。在拍卖的过程中，经济交换价值改变了性质，拍卖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买卖，而是一种财富的夸示性的攀比与挥霍，这也是一种价值，一种交换价值以外、并以它的毁灭为基础的价值，即一种以社会区分为目的的符号价值。在一次次场面热烈的艺术拍卖中，来自同一圈子、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地位、服膺同一种"贵族式价值尺度"的人们相互挑战、竞逐，并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某种"自然"的需要，而是为了实现这种符号价值。

　　从艺术拍卖的例子可以看出，消费所体现的并不是简单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们试图在物品中、并通过物品的消费来建立彼此的关系，物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对它的消费构成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进行内在区分的重要基础。正是这种社会区分的逻辑使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一个中心的位置。

　　道格拉斯?凯尔纳一方面对鲍德里亚提出的符号价值理论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补充，另一方面又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之进行了批评。他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他认为鲍德里亚夸大了马克思关于需要和使用价值理论中的自然主义因素，尽管马克思的某些论述的确提供了这种读解的可能性，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确实作了这样的读解，但这种自然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旨趣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曾谈到商品的双重性，即商品既有自然形式又有价值形式。马克思的观点是，"当商品作为人类需要的直接表现以自然形式出现时，它在事实上是社会生产的。"而这与鲍德里亚的观点是颇为接近的。尽管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广告、时尚、大众传媒等在社会生活中还未能发展起来，也远未取得像今天这样的影响，使马克思未能进一步对符号体系如何生产、规范和控制需要的过程和手段进行研究；第二，凯尔纳指出，在承认需要的社会性的基础上，鲍德里亚比马克思走得更远，鲍德里亚主张，一切需要和使用价值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产物，一切消费都是资本主义实施社会控制的具体方式，其结果是完全取消了一种对立的消费实践和消费政治的可能。事实上，商品的使用有不同的方式，其中一些是为政治经济学体系规定的，另一些则可能是由消费者和使用者创造出来的。德赛都的著作《日常生活的实践》关注的就是后一种消费。德赛都否定了在消费中"既定秩序强加给大众的被动身份"。他深入研究了所谓"消费者的斯芬克斯之谜"，具体揭示了在各种消费实践中，消费者如何利用既有的资源和材料，在使用过程中颠倒其功能，生产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实践，并通过这种消费实践挑战既定的社会和文化秩序。较之鲍德里亚把需要、使用价值乃至个人都仅仅看作"需求系统"和"商品系统"的一种功能和效果，德赛都的观点无疑具有更加积极的政治内涵。

　　除了凯尔纳上述批评以外，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还有一个明显的薄弱之处，就是未能对消费的具体的社会实践给予充分的重视。这与符号学理论自身的特点有关。鲍德里亚多次强调"消费和语言一样，或和原始社会的亲缘体系一样，是一种意义秩序"。如同语言系统一样，它的意义也是"以符号代码（物/符号）和差异性为基础的"，因而是不假外求的。基于这种认识，尽管他正确地指出，符号价值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区分的逻辑，但他却未能就符号功能与这种社会区分逻辑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的研究，而这本来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施奈特不无遗憾地指出，在鲍德里亚那里"社会实践被恰当地看作是文化的，但立刻就在符号体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正如他所说"在探讨消费文化中’物的意义’时，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保持一种立场，一方面，坚持所有的消费都是文化的（以便避免对需要和物的自然化），另一方面，不使文化成为与社会实践和历史相分离的独立的符号体系。"鲍德里亚做到了前一点，但在后一方面并不成功。

　　四物的社会意义

　　仅仅从符号学的角度，把消费看作一种符号操作行为，或把物作为一个文本来理解显然是不够的，物的意义与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表征着潜在的社会分野，积极参与着社会秩序的塑造，是社会关系的文化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消费文化的分析必须同时是一种社会分析。

　　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玛丽?道格拉斯和贝伦?伊斯伍德在《物品的世界》一书中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她们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物的作用是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来"生产和维持社会关系"，"人们需要物品，是为了使文化的各个范畴得以显现，并且稳定下来。"她们用牛在努埃尔人生活中的意义来证明这一点：

　　牛群为家庭所有，如果一家之主在世，他就一人独揽处分牛群的权力——尽管他的妻子有权使用母牛，一些公牛归儿子所有，当几个儿子按照长幼顺序达到婚龄的时候，他们就依次带上几头母牛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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