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对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明确地打破了审美消费和日常消费之间一度不可逾越的界线。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把鉴赏判断区分为纯粹的与非纯粹的两种，纯粹鉴赏判断是不搀杂感官享受的对单纯形式的喜爱，非纯粹鉴赏判断则混合了感官享受、生理欲望和道德诉求等功利性因素。长期以来，康德的这一区分构成了精英文化和日常消费文化之间分野的基础。布尔迪厄颠覆了这一基础，他宣布"关于鉴赏力和文化消费的科学始于一种违反，这种违反根本不关乎审美观，它必须取消使正统文化成为孤立领域的神圣疆域，以便找到明白易解的各种联系来统一那些表面上不可比较的’选择’，比如对音乐与食物、绘画与娱乐、文学与发型的偏好，将审美消费置于日常消费领域的不规范的重新整合，取消了自康德以来一直是高深美学基础的对立，即感官鉴

赏（tasteofsense）与反思鉴赏（tasteofreflection）的对立，以及轻易获得的愉悦（化约为感官愉悦的愉悦）与纯粹的愉悦（被净化了快乐的愉悦）的对立"。

　　在《区分》中，布尔迪厄以大量实例证明了审美消费与日常消费的同源性。他指出，日常消费和审美消费一样，同样是为消费主体的社会空间占位所制约的。以饮食趣味为例，"饮食趣味依赖于每一阶级关于身体的观念以及这些食物对于身体的影响，这就是对身体的力量、健康和美的影响。在评价这些影响的时候，某一阶级看来是重要的因素，对另一阶级来说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不同的阶级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评价其重要性。工人阶级更关注男性身体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外形，因而倾向于那些既便宜又富于营养的食品，而专业人士则偏爱那些可口的、有益健康的、清淡的、不会令人发胖的食品。趣味，一种阶级文化转化为自然、或’显现’在自然之中，帮助构造了阶级的身体。"布尔迪厄同时还发现，决定这种趣味高下的标准，在审美消费和日常消费中常常也是相通的。例如，康德认为，在艺术中，天才的作品和平庸之作的一个区别是，前者的接受是困难的，鉴赏者必须付出重大的努力才能得到审美享受，而后者的接受却是轻而易举的。布尔迪厄证明，在饮食趣味中也存在类似的区别，例如工人阶级男性不喜欢吃鱼，这不仅因为鱼是一种清淡的食物，不容易吃饱，更重要的是，就像水果一样（香蕉例外），吃鱼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工人们粗大的手很难应付这项细致的工作，这使他的吃相笨拙，显得像个孩子。这些例子证明，艺术鉴赏品味和食物鉴赏品味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它们都是人为的，是不同的社会阶级在实践中建构起来的，因此它们具有文化任意性，但却不具有社会任意性（socialarbitrary）。

　　从消费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布尔迪厄的理论仍然留下了一些令人遗憾的盲点，例如，他未能就物与文化实践意义的某些复杂方面给予充分的揭示和说明。这种复杂性既体现在时间上，又体现在空间上。从时间上说，物在其设计、生产、销售、使用等不同阶段，其意义是不同的；从空间上说，同一物品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消费时，它的意义也会发生重要的变化。

　　丹尼尔?米勒正是从这一方面对布尔迪厄的学说提出了修正，米勒分析了英国中产阶级对房屋的态度，他发现，当他们以生产者和消费者两种不同的身份出现时，其态度是迥然不同的。作为消费者，他们青睐城郊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木结构平方，这种住宅构成了现代中产阶级私人住宅的基本式样；但作为生产者，他们在市政房屋的建设中，却大力提倡现代派风格的建筑。米勒写道："这就意味着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作为消费者，建构、维系了个人主义传统的意象；同时作为生产者，他们恰恰建立了与个人主义传统相对立的意象，如变化、共同性和现代性。"这种现象表明"我们在研究物质性表述的时候，不能认定一个群体的消费总要表现为一套互相协调、前后一致的消费形式，尽管分析告诉我们上述这群人来自统一的利益集团，可是同一批人，既充当生产者又充当消费者，制造了完全对立的形象，这种分裂，可以使物质性表征的性质进一步发生扭曲。"两种建筑风格分别体现出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现代派风格的建筑"投射出一种以科学发展、系统技术的应用以及传统解体为基础的社会风尚"，而城郊的独立房屋代表着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要素相抗衡的传统的个人主义力量。但我们不能贸然指称其中的任何一种是英国中产阶级利益的真实表达，它牵涉到米勒所说的更加复杂的"物质意识形态"，象米勒在这里讨论的复杂现象就是布尔迪厄未曾留意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要特别推荐本书收录的两篇论文，一篇是《作为形象的物：意大利踏板摩托车》，作者迪克?海布迪奇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中坚人物，这篇论文已经成为消费文化研究中一篇经典的个案分析。海布迪奇在文章中为意大利踏板摩托车撰写了一篇丰富详尽的"物的传记"。他的基本观点是，物的生命要经历生产、中介、消费三个阶段，把其中任何一个阶段视为决定性的、或把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看作构成物的意义的决定因素，都是不可取的。"更好的办法，是寻找有一个能够将所有这三个因素包括在内的方法，这样我们就能充分考虑物体所经历的诸种转型对其所起的影响。"在文章中，海布迪奇追溯了意大利踏板摩托车从其设计、生产、通过广告和其他营销方式的中介、最终投入使用与消费的整个生命历程。意大利踏板摩托车最初是为满足女性摩托车手的需要而设计的，它的第一个认同标记是性别差异。但在50年代，通过广告与媒体的中介，它逐渐成为意大利风格和时尚的代名词，获得了新的文化内涵。而进入60年代，它的意义又发生了转变，这时它被一批反抗主流文化的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用作了身份的标志，成了他们叛逆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它的生命最终完结之前，作为一个能指，意大利踏板摩托车的意义始终在不停地转变，我们无法使它停顿下来，无法为它确定一个最终的所指。

　　另一篇论文是阿尔君?阿帕杜莱的《现代性游戏：印度板球的非殖民化》，这篇文章考察的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种文化实践在跨地区、跨民族语境中意义的变迁。阿帕杜莱把文化分为"硬的"和"软的"两种。所谓"硬的文化"是指那些其外在形式与价值、意义粘连十分紧密的文化实践，而在"软的"文化中二者则相对容易剥离，板球就属于前者。板球发源于英国，是维多利亚精英价值观的直接体现，这种运动从19世纪被输入到当时还是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印度，按理说，作为一种自身不容易发生变化的"硬的"文化形式，板球在印度的本土化应当是步履艰难的，然而它却不仅在印度扎下根来，很快变成了印度民族主义情感的喷火口，从一种体现殖民者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运动逐渐演变为印度人民民族感情的载体。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阿帕杜莱细致地分析了板球运动在印度本土化的复杂而矛盾的过程。板球是由英国殖民者输入印度的，殖民当局的官员们认为，板球是把维多利亚时代对个性与健康的信念传播到殖民地的理想工具。在印度开展这项运动，有助于巩固殖民地与大英帝国的精神联系，有助于缓和印度内部的种族和宗教纠纷，有助于在懒惰、柔弱的印度人当中植入英国人崇奉的男性的力量、活力和坚韧精神。英国人的提倡得到了印度本土上层阶级、如印度王公们的支持，他们热心于板球运动，为的是拿到一张进入维多利亚贵族世界的入门券。可以说，这些最初在印度提倡和支持板球运动的人，都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激烈反对者，然而事与愿违，"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板球上显示出来的卓越能力就成了印度人自己的骄傲了。"

　　阿帕杜莱告诉我们，板球运动精神内涵的这种深刻转变，与印度民族－国家概念在大英帝国内部的出现是平行的，但在发展的初期，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直接的关联，或一种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印度民族主义政治家并未有意识地利用板球来促进民族独立，"国家组织的板球不是印度民族主义政治家想象共同体的副产品"。二者的关系是基于本土板球运动与印度民族－国家概念形成之间的一种互动。当印度本土板球运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组建一支"印度"板球队的问题就自然地提上了日程，"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的巡回比赛中，这些球队大都由英国人组成，但随着更多的印度人开始打球，更多的赞助人和业主组织比赛，把印度的优秀球员集中起来建立一支一流的印度球队就不可避免了。印度人越来越多地代表印度打板球这个过程，当然紧紧追随着作为群众运动的印度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印度殖民语境下的板球因此在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的关系上投下了意想不到的光芒。只要英国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帝国，殖民地上就必须存在与英国的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平行的整体，所以，就算是为了殖民地的板球也必须发明’印度’这个概念。"直到20世界30年代，所谓板球民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才在普通印度人的日常生活中汇合起来。

　　阿帕杜莱指出，有多种因素在板球本土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媒体，先是对球赛的方言转播，稍后是电视现场转播，以及各种书刊，把民众对板球的关注和热爱从城市扩展到穷乡僻壤；其次是企业出于商业和广告的目的对球队和球星的赞助，他们以各种方式煽动、同时利用这股民族热情；最后是政府的推波助澜，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发现，通过对板球运动的支持，可以用很少的投入换来民众支持的巨大回报。正是在这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板球成为了印度民族注意力和民族激情的焦点，它脱下了原本穿戴的那身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外衣，彻底告别了昔日的意义。阿帕杜莱这项研究是在跨文化语境中展开的，他关注的问题以及他处理问题的方法，都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在上文，我们介绍了西方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途径对消费文化进行的考察。当然，站在一个第三世界学者的立场，我们会发现，在消费文化研究中还有许多迫切需要关注却未能受到西方学者重视的问题，例如，西方消费社会的发展，究竟给全球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第三世界的自然资源带来了什么样的破坏和影响？强势的西方消费资本主义是如何把它的运作机制和价值观念推广到全世界的？它是否构成了一种新的殖民形式？这种无孔不入、无远弗届的消费文化对第三世界的本土文化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种冲击？等等。而要求得对这些问题的令人满意的回答，也必须依赖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的长期和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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