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努埃尔人来说，牛不仅是他们的生活资料，而且是联接他们的亲缘关系和其他关系的坚固纽带。借用道格拉斯的话说，通过牛的分配和再分配，努埃尔人的社会关系"得以显现、并且稳定下来"。

　　道格拉斯一再强调，我们要丢开消费的实际用途，要"忘记物品好吃、穿起来漂亮、住起来舒服，充分忘记物品的实用性"，要明确意识到"消费的实质功能在于它有意义"。这些话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鲍德里亚的类似说法。但实际上，道格拉斯的观点直接来源于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与马克思不同，涂尔干把拜物教看作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在原始部落起着维系和巩固社会关系的作用。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的许多大型的社会活动，如运动会、大型的宴会、艺术活动等等，发挥着与之类似的功能。受其影响，道格拉斯也主要从这方面来阐发消费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她认为，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首当其冲的问题是限定和明确意义。如果没有一定的方法和途径来筛选与确定大众公认的意义，就很难取得社会共识。在现代社会我们主要通过物的使用来确定意义。我们通过对物进行比较、分类，通过赋予我们所拥有和使用的物以秩序，来组织我们的社会关系。从这个角度观察，物的消费就具有了一种仪式的意义，道格拉斯写道："没有仪式的生活，意味着没有明晰意义、甚至可能没有记忆的生活。有一些仪式纯属言辞上的意义，这些仪式有声音没有记录，最后消失在空气中，无助于限定阐释范围，较为有效的仪式是使用有形物品的仪式，可以断定，仪式包装越奢华，想通过仪式把意义固定下来的意图就越强烈。从这个角度看，物品就是仪式的附件，而消费是一场仪式，主要功能是让一系列进行中的事件产生意义。"

　　道格拉斯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通过物的使用来确定我们的社会关系，是因为物的秩序直接反映着社会的秩序，"食物是用来识别等级的媒介，等级的级别分得越细越多，人们需要的食物种类就越多"，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九等"正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等级区分的产物。物的空间组织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意蕴也同样浓厚，道格拉斯指出"它的分类极富于含义：住房、面积、所在的街区方位、与其他中心的距离、特定的范围，这些都是支撑观念范畴的因素。"布尔迪厄在70年代曾对柏柏尔人房屋内部的空间组织进行过实地考察，他发现在房屋内部，无论是房间的归属和使用，还是不同物品摆放的位置，都是按照高/低、内/外等一定的原则来划分的。这些原则与柏柏尔人社会组织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男/女、长/幼、亲/疏等恰好是对应的。例如，男女在房屋内部所占有的不同的空间位置，便与他们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有的位置相适应。物的空间秩序既产生于、又再生产了柏柏尔人的社会秩序。在这里，控制着柏柏尔人房屋消费的，不是来自符号体系自身的规则，而是柏柏尔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规则。

　　尽管道格拉斯等也关注消费对社会实践的积极影响，尤其是消费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在现代社会所产生的重要的凝聚功能，但仍有学者批评说，由于把消费看作是一种仪式，道格拉斯把物的意义更多地归诸于对既定社会秩序的一种反映，忽略了消费实践对这种社会秩序的型塑作用，因而她的理论仍不免有决定论之嫌。

　　作为当代文化社会学的巨擘，法国著名思想家布尔迪厄的独特建树就在于他既不像一些符号学家，把消费文化看作是与社会无涉的、独立自足的符号体系，又不同于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消费文化看作是既定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秩序的消极和直接的反映。他用于连接主观存在与社会结构、联接符号体系与社会空间的重要桥梁，是具体的社会实践。

　　布尔迪厄在其代表作《区分：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努力要证明的一个中心观点是：人们在日常消费中的文化实践，从饮食、服饰、身体直至音乐、绘画、文学等的鉴赏趣味，都表现和证明了行动者（agent）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等级。鉴赏趣味的区分体系和社会空间的区分体系在结构上是同源的，在文化符号领域和社会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对应。在该书导言中，布尔迪厄明确指出，"被社会公认的人文学科（arts）的等级体系，以及在每一种人文学科内部，在各种风格、流派或时期内部的等级体系都与消费者的社会等级相对应，这种鉴赏预先就具备了标志等级的功能。"和鲍德里亚一样，布尔迪厄所谓鉴赏趣味标示社会等级的观点，也源自维布伦。但与鲍德里亚不同，布尔迪厄转而通过符号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结构性关系来阐发其意义。他指出，在鉴赏趣味中，之所以流行着诸如高雅与低俗、精致与粗劣、独特与平庸、新奇与陈腐等各种类型的等级区分，"是因为背后支撑着它们的是整个社会秩序。"

　　在把文化符号分析和社会等级（阶级）分析结合在一起以后，布尔迪厄是如何使自己与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被动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区分开来的呢？在这方面，他主要借助于自己提出的两个关键概念：即"惯习"和"文化资本"。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实践是联接主观的认知图式与客观的社会结构的中介，正是在实践过程中，客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惯例逐渐内化为行动者的"惯习"（habitus）。人们在消费中的鉴赏趣味就是由这种"惯习"决定的。他又常常把"惯习"称为"性情倾向"（disposition）或"性情系统"。在《实践的逻辑》一书中，布尔迪厄对"惯习"作过一个比较完整的概括：

　　与某一特定阶级的存在条件相关的制约因素产生了惯习，即持久的系统、可转换的性情倾向、预置的被结构的结构作为结构中的结构起作用，也就是作为生成和组织实践、以及再现的规律起作用。它客观上能够符合它的结果，而不用预先假设一种针对目标的意识，或者一种为了获取目标对必要的操作的明确掌握。惯习客观上是"被规范的"和"符合规则"的，而不必作为遵循规则的产物，它们可以不用成为一个指挥家的组织行为的结果，而被集体地演奏。

　　这段话稍嫌晦涩，但它强调了"惯习"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惯习"既是一个"被结构的结构"又是一个"结构中的结构"。前者是说，惯习是一种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被型塑的结构，它受到特定的存在条件、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塑造，从而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秉性系统、生活风格（lifestyle）和身心结构；后者是说，这一结构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生成系统，它具有生成性和开放性，具有导向实践的功能。它"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随时改变的，它具有创造和革新能力，生成符合自身逻辑的行动。"因此二者之间构成一种循环的关系，"客观结构倾向于生产形成行动的被建构的主观性情倾向系统，反之，行动再生产结构。"布尔迪厄关于"惯习"的理论，一方面避免了重蹈萨特式存在主义的覆辙，他揭示出，当萨特等人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时，他们忽略了主体自身被内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惯例其实正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着主体的行为。同时他又拒绝了索绪尔和结构主义者对主体的放逐、对主体改变客观结构的实践能力的否定。用一位西方学者的话说，"惯习的概念使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实践的主体既是被决定的，又是能动的。"布尔迪厄在《区分》中讨论的鉴赏趣味，就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惯习"的上述特征，不同的鉴赏趣味是由不同的社会等级生产出来的，然而一旦生产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履行一种进行社会区分的功能，从而积极地参与了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布尔迪厄在这段话中强调的"惯习"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无意识性"，这种"无意识"不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无意识，而是指在集体和个体的实践基础上逐渐获得的一种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依规律行动的能力。通过"惯习"机制生成的行为，大多不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行动者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符合规律性、但又缺乏明确的意识、没有清晰的目的、却又合乎目的性的行为。所以布尔迪厄把它比喻作一个没有指挥却依然能够和谐地演奏的乐队。与"惯习"联系密切的，不是抽象的哲学体系，而是实践的信仰。这种实践的信仰不表现为一种"心灵状态"，而表现为一种"身体状态"。布尔迪厄十分关注身体经验，他说"与身体的关系是’惯习’的一个基本维度。"正是在身体的层面上，"惯习"得到最清晰最持久的体现。一个人可以掩盖自己的历史，改变自己的身份，但他走路的姿态、说话的口音、喝汤的样子却将他的社会出身和社会轨迹暴露无疑。这种对感性经验和身体的重视，使布尔迪厄把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统一在一起。

　　布尔迪厄提出的另一个对消费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概念是"文化资本"。他借助这个概念重新审视了文化与社会阶级的复杂关系，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简单化倾向。"文化资本"的概念是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拓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不仅是一般的货币与商品，而且是一种对整个生产的控制。它包含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及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布尔迪厄把这种权力关系从经济领域延伸到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符号领域。他指出，资本同样以非经济的形式存在，它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一，经济资本，它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二，文化资本，它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三，社会资本，它以社会声望、社会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三种资本分别存在于不同的场域，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

　　布尔迪厄曾指出，在各种鉴赏趣味和社会等级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上的同源关系，但这种"同源"关系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完全一致或对等的。所谓"同源"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场域都体现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每一场域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每一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等级秩序。例如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就不是对等的，并不是经济资本越多，文化资本也就越多。布尔迪厄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在文学艺术场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颠倒的经济逻辑"。一个艺术家越是远离经济资本、越是远离社会物质力量的控制，他的文化资本就越雄厚，他在文化场域中就拥有更大的符号权力，象波德莱尔、福楼拜这样推崇艺术独立、呼吁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就是在这一逻辑的支配和推动下，被捧上了艺术家的宝座。在这里，文学艺术场域恰恰是以一种颠倒的方式体现了它与社会空间的同源性。

　　布尔迪厄同时告诉我们，经济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和家庭培养、学校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拥有雄厚经济资本的家庭可以将一部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出身于这种家庭的孩子，从一开始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进入培养精英阶层的学校，而缺乏经济资本的家庭则无力给他们的子女提供相同的条件。在人生之旅的开端，出生于不同家庭的儿童所获得的文化资本就是不平等的，这种先天的不平等结构反过来制约着新一轮的社会竞争。那些接受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子女，在日后的发展中更容易受到社会和教育体制的青睐，积累起更丰厚的文化资本，从而在社会空间中占据一个更有利的位置。

　　与经济资本一样，文化资本也需要长期的积累和传承。所谓的鉴赏趣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上层阶级喜欢听歌剧、打高尔夫球，讲究着装仪态的优雅，而下层阶级忙于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没有余裕，也缺乏必要的文化准备来鉴赏那些形式精妙的艺术品，这与他们携带的不同文化资本有关。布尔迪厄说"与卡里斯马意识形态把正统的文化鉴赏视作天然禀赋相反，科学观察表明，文化需求是培养与教育的产物：研究证实，一切文化实践（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阅读等等）和对文学、绘画或音乐的偏爱，都与受教育的程度（由学力或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以及社会出身密切相关"。鉴赏品味的高低并不是由于某种内在的品质，而是由它代表的文化资本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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