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在中国当代的政治文献中,“动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同时也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之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构成了“动员—改造”的小说叙事结构。①一个政治概念,如此大面积地进入文学,尤其是小说叙事,固然可以据此说明当代文学与当代政治之间紧密的甚至是互动的纠缠关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动员”在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不止是政治生活,1950年代以后,这一概念还开始向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移动,并且直接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组织形态。

　　我在此企图讨论的,正是“动员”如何成为中国的某种“隐形”的政治—文化结构,而这一结构又是如何呈现在当代文学之中,并控制着当代文学的写作,我同时企图做的,是把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放在这一结构中进行考察,然后辨析它们在小说中的不同形态以及内含的悖论关系。

　　
　　一、 动员结构

　　
　　周立波《山乡巨变》的开头,就写:“1955年初冬,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资江下游一座县城里,成千的男女,背着被包和雨伞,从中共县委的大门口挤挤夹夹拥出来,散到麻石铺成的长街上。他们三三五五地走着,抽烟、谈讲和笑闹。到了十字街口上,大家用握手、点头、好心的祝福或含笑的咒骂来互相告别。分手以后,他们有的往北,有的奔南,要过资江,到南面的各个区乡去。”这些“成千的男女”是一群干部,小说的重要人物邓秀梅是其中一员,他们的任务正是要到乡村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动员和改造,“省委开过区书会议后,县委又开了九天三级干部会,讨论了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听了毛书记的报告,理论、政策,都比以前透彻了;入乡的做法,县委也有了详细的交代”。小说的这一开头,极易使我们想到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暴风骤雨》,工作队的萧队长和他的队员乘着老孙头的大车去元茂屯“动员”土改。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正是发端于“土改小说”(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在叙述“合作化运动”的文学中,这一叙事结构不仅得到延续,而且更成为主要的结构形式之一。比如,柳青的《创业史》同样延续着这一结构模式。其中,唯一变化的是梁生宝的身份,梁生宝不再是外来的干部,而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创业史》的这一身份上的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到1964年出版的浩然的《艳阳天》,在《艳阳天》中,萧长春也是一个农民干部,但同样承担着“动员—改造”的叙事功能。注意到这一变化也许是重要的,或许它意指着群众掌握真理的重要性,或许它意味着这一所谓的“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潜在的人民的合法性支持。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恰好对应着中国当代的社会政治结构。在讨论“中国政治”的时候,詹姆斯·R·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认为:“中国所属的那种制度几乎显示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形态特征,人们根据这些特征而多样化地称之为动员系统、运动政权、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系统或是激进的或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不同的著作家对这一类型的定义也有区别,但都认为这一类型包含下述核心因素:一个政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并渗入所有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组织;一个明确的官方意识形态使革命的目标合法化和神圣化;将全体公民政治化和动员起来的决定,其典型方式是通过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用戴维·阿普特的术语来说,这种动员体制显然与集权主义具有某些共同点,但它将统治的政党置于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集权主义的模式表现为不可渗入、一元化、官僚的和技术上有能力的政权,而动员体制则以转变一个‘转型’社会的永不停息的流动性的斗争方式运作。后者似乎更接近中国的现实,更恰当地符合其社会状况,并强调在精英们激进的、未来主义的目标下动员人口的公开斗争。” ② 汤森和沃马克似乎并不完全同意将中国纳入这一“发展中国家模式”来研究,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彻底摒弃“动员”这一概念,而在他们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叙述中,既强调“中国政治中的多样性与变革”,同时亦给予了“政治动员”以极大的关注。而在事实上,“动员”和“改造”正是屡次出现在中国的政治文献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但是,“动员”这个概念,尤其是当它成为一个社会“系统”或者一个政治“结构”的指称的时候,在某些方面,仍然显得含糊不清甚至过分地随意。需要追问的仍然是:一个社会为何需要动员;谁来动员或者动员的目的何在;支持这一动员的力量以及群众接受动员的因素又究竟是什么,等等。而最后的问题则是:“动员”真的被结构化了吗?而这些问题,离开具体的历史语境,显然很难回答。

　　在所谓的“动员”结构中,“群众”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而对群众的重视,即和“为人民服务”这一革命政治最为重要的理念有关,同时也直接来源于战争年代的需要。中国革命其实质乃是一种政治/政权革命,所谓“井冈山道路”(“武装割据”、“根据地”)正显示了政党政治国家化的企图。显然,在这一革命运动中,正是群众的参与,尤其是群众参与的质量,才在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最终胜负。这一参与,不仅包括人力与物力,更是意味着,在这一参与的过程中,群众如何成为政治主体,即国家的主人。或者说,使革命成为“群众”自己的事情。早在红军时代,毛泽东就强调:“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③正是群众对革命的参与,才使当代文学确立了“人民”这一叙事母题,而这一母题几乎笼罩了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并且经过“人民/母亲”的修辞转换(比如《苦菜花》中的“母亲”形象),使革命获得了一种宗教性的修辞力量。显然,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革命正是经由“群众”这一符号,而确立了自己的政党—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地位。

　　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可能重新解读,比如周立波《暴风骤雨》这一类“土改小说”。当然,《暴风骤雨》或者其他的“土改小说”(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涉及了中国政治的诸多方面,比如革命与暴力的关系、土地政策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乡村政权重组的问题,等等。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想像,它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正面的价值观念,仍然是这类小说潜在的意蕴之一。在这一意义上,《暴风骤雨》最热闹也是最富戏剧性的场面,可能是“分马”,但是,最重要也可能是最概念化的场景却应该是小说结尾的“参军”一节。在农会主任郭全海的带动下,元茂屯掀起了一股参军的热潮,用老孙头的说法“屯子里的小蒋介石算是整垮了。咱们去打大蒋介石,把他整垮,大伙都过安生日子”,而中农刘德山则说“咱是中农,这江山咱也有份,咱也要去……”议论构成了这一节主要的叙述方式,而过多的议论,难免会有“概念化”的问题。但是,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所谓“概念化”的批评,却又需要极其谨慎的使用。有时候,所谓“概念化”或者“符号化”的人物或叙述,却常常是小说最具想像力或者政治张力的地方。比如《红楼梦》中的一僧一道,很难说他们不是符号化的,但离开这两个人物的设置,小说的意蕴就很难完全呈现。一个作家,常常在生活世界和想像世界之间徘徊,他真正需要做的,恐怕正是如何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设置必要的关联,这也是所谓结构的作用。因此,恐怕不能对“概念化”或者“符号化”作一般的尤其是简单化的排斥。小说首先是一个整体,它需要各种各样的叙述方式,最后完成从生活到想像的过度、虚构乃至重新创造。在这一意义上,“参军”一节试图处理的,正是“土改”如何使群众获得一种政治主体的地位以及参与意识,而用当时更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翻身当家做主人”。

      显然,所谓“动员”并不仅仅只是寻求一种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在中国革命而言,更重要的,则是如何让人民“当家作主”,也即成为政治主体或者“国家的主人”,起码,在叙述层面,这一设想,开始成为一种主要的想像方式。

　　这一想像,实际包含了革命中国而不完全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模式,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或者,一种乌托邦式的想像。所谓“乌托邦”,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比如中国的“桃花源”),但是,传统乌托邦和现代乌托邦的差别则在于:如果说,传统乌托邦仅仅只是一种彼岸的幻想,那么,在现代,所有的努力则是如何在此岸实现这一乌托邦的想像。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的,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解释这个世界。因此,乌托邦的介入,极大地解放了人的想像能力以及行动和实践能力。而想像总是和面向未来的态度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评,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缺少达到那些目的的适当的手段,或者说,他们不承认历史强加的限制,也没有估计到历史提供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非乌托邦性质。而在当下,一种流行的说法,往往习惯于将人类的灾难归咎于这一乌托邦的存在,比如,常常将乌托邦和集权政治叙述成为某种因果联系。但是,莫里斯·迈斯纳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国民党政权……所具有的显著的集权主义特征显然与任何乌托邦思想体系从未有过什么联系,因此,甚至也从未与任何严肃的社会变革纲领有过什么联系”,相反,迈斯纳坚持认为,乌托邦对于未来的幻想的作用不仅仅是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而且还提供了代替现存社会秩序的东西。因为,只有人类才有能力设想另一个与现实根本不同的世界和时代,这种能力显然对于历史的发展具有根本重要的意义。④

　　只有乌托邦的存在,或者因了这一乌托邦的存在而确立的面向未来的态度,才构成了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想像动力,或者叙事特征。同时,也因了这一乌托邦的想像,不仅支持着“动员”这一政治概念,同时,也决定了人们接受此一“动员”的内在动因。因为,乌托邦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在于它预言的内容,更在于群众对他们的反应,或者说,如何让“少数人的鼓动变成多数人的信念”。

　　所谓的乌托邦想像的预言内容,在革命中国的叙述中,成分尤显庞杂。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仍然是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想像的政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被安德森称之为现代民族—国家。但是,对叙述而言,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尤其是下层人民,这一——“国家”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层面,它必须转化为一种更加感性并同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形态,只有这样,这一——“国家”才能转变为“多数人的信念”。

　　当歌剧《白毛女》明确了自己的叙述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