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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谓的“动员”结构中,干部和知识分子始终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或者说,任何一种形式的“动员”都必须依靠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中,都会出现“干部下乡”或者“知识分子下乡”这样一种极富戏剧性的开头,乃至成为小说情节的叙事动力。但是,“干部”或者“知识分子”在动员群众的同时,自身又往往会成为群众改造的对象,而这样一种悖论性的现象,恰恰表征出中国当代极其复杂的政治乃至文学想像。

　　
　　三、 干部

　　
　　小说《战斗的青春》中,写枣园区区小队露宿野外,区委书记许凤“悄悄地起来把棉袍给她们三个姑娘盖好。一看李铁也查了哨回来,蹲在旁边给人们盖棉袍”。

　　“盖棉袍”这一细节似乎并不完全是小说家的虚构,相似的细节也同样出现在一些历史文献中,比如,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有这样一条规定:“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以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给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呼伤病兵的办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办法。”①

　　从政治想像到制度实践,再到小说虚构,这一细节实际上已经成为某种文学隐喻。当然,在不同的立场,对这一细节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一细节蕴含着的,是对干部,也即对“革命中国”的新型的管理者的某种想像。

　　这一想像,乃至想像的具体实践,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震撼力或者凝聚力量,是很难低估的。这一力量,显然在于,在所谓的“动员”结构中,政党政治通过“干部”完成对群众的动员和改造,因此,干部在这一结构中所承担的功能即是非常显著的,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管理者甚至治理者。一些历史学家曾经整理了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廿六、廿七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而根据缴获资料中几个连队的“政治质量统计表”,可以知道的是,尽管国民党俘虏兵占到三分之一左右,但多数士兵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即使在朝鲜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虽也有逃亡或者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左右。其中,一个十五岁就参加国民党军的士兵这样说明自己的转变:“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的道理我又懂得了一些”。另一个俘虏兵的转变也大致相同:“在剿匪中,看到优待军属,人民政府照顾穷人的情形,我们直接帮助了农人翻身,更把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综合这些资料,部队士气高涨的原因除了政府确实照顾穷人,分田分地,照顾军属等等,还和官兵平等,尤其是干部关心群众有很大关系。②

　　导致这一对“干部”的想像乃至具体实践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但是,对平等的乌托邦诉求却始终是其中重要的一点,如果说,传统中国确实将所有人置于一种等级制度中(政治或宗法),那么,革命所要首先摧毁的,正是这样一种政治或宗法制度,同时,为了防止一种新的官僚制度的复活,就必须对“干部”进行重新的想像。而在这一想像过程中,文学也必须相应地重新编码乃至进一步地虚构。

　　
　　《山乡巨变》写刘雨生担任农业合作社社长的第一天,千头万绪,“这时候,又围上一大群妇女,……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拿着针线活,吵吵闹闹,对刘雨生提出各色各样的要求和问题。‘社长,你说怎么办哪?我又丢了一只鸡。’‘社长,我那黑鸡婆生的哑巴子蛋,都给人偷了,偷的人我是晓得的。他会捞不到好死的,偷了我的蛋烂手烂脚。社长,帮我整一整这个贼古子吧。’‘刘社长,我们那个死不要脸的,昨天夜里又没有回来,找那烂婊子去了。’”这一细节的出现是非常有趣的,刘雨生不仅要管理农业合作社的“大事”,还得处理这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在当代文学中,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细节,相反,在许多的小说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类的干部形象,梁生宝的合法性首先就是建立在对贫苦乡民的关心并带领他们脱贫致富的行动上。而关心群众生活,也历来是革命政治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之一。对群众生活的关心,不仅仅是由此确立了政党政治的合法性,同时,也即把政治延伸到群众的私人生活领域。实际上,在当代社会,并不存在公共/私人之间绝对的分治,而是始终处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而将公共和私人这两个领域积极地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即是所谓干部的存在。而在干部身上,始终体现出的,则是一种“国权”。一方面,经由干部体现出的“国权”向私人生活领域的延伸,的确表达出一种政治控制的意图,但是,另一方面,也同时表达出国家对人民生活的照顾和关心。忽视或者片面地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可能遮蔽这一时期政治的整体性或者复杂性。而处于这一历史语境中的干部,其意义或者功能就远不是现代科层制中的“官员”这一概念所能解释的。这一干部形象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国革命对记忆犹新的旧官吏的颠覆,而另一方面,则又多少延续了某种传统性的想像,比如古代的“循吏”。《儒林外史》写萧云仙在青枫城,便是先动员百姓开渠、垦田、植树,生活小康之后,又请儒生来此办学,实行教化,实施的正是儒家“先富后教”的政治文化设想,也是“循吏”在文学中的理想性延伸。而早在红军时代,毛泽东就强调:“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甚至设想:“(农民)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③显然,在当代中国,政治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仅通过战争、运动等“大事”体现出来,同时也渗透在群众日常生活的“小事”之中。

　　也许,另一类细节也同样值得注意,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一个共同的结构模式是,当工作队完成了对乡村的动员—改造的任务后,治理乡村的任务即交给了本土出身的干部,在《暴风骤雨》是郭全海,在《山乡巨变》则是刘雨生。这一权力的移交,不仅是出于政治上的信任,同时也包含了政治和乡土社会的某种默契和认同,就像盛妈对邓秀梅所说:“这都是劳烦你们操心,替我们挑的一批牢靠的角色。社一办起来,大家都只问主任要工作、要饭吃,吃饭的一屋,主事的一人,没有刘主任这样舍得干的人,我们是难放心的。”像刘雨生“这样舍得干的人”普遍出现于当代文学之中,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等等。这一“舍得干”同时包含的是“公而忘私”,是“舍小家,为大家”。我以为,这不仅是政党对其组织成员的要求,而且,这一要求因为基层干部的本土化,多少还表现出宗法社会的某种功能性转换。或者说,这一根植于宗法社会的对领导者的理想性诉求被革命政治有效地吸纳,并转换为一种新的“带头人”形象。而正是这样一种兼具宗法社会功能的“带头人”(本土干部),才能获得乡土社会的高度信任。而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当代社会,乡村干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官员,但是国家却依靠这一类干部,有效地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并将其纳入国家统一的政治结构之中。而事实上,并不仅仅只是乡村,即使在城市,工厂的干部也在开始完成科层制的转换,这一转换也相应激发出对干部的另一种理想性的想像。比如,在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中,描写“漕阳新村工人住宅造好之后,沪江纱厂也摊到四户”,支部书记、工会主席余静“也分配到一组,但是她无论如何不肯要,因为细纱车间工人多,这一组也交给细纱间,经过讨论,这一组便分给秦妈妈了”。而余静也正是经由这样的行为,获得工人的信任,获得信任的,同时也是革命政治。显然,在革命中国的政治设想中,首先依靠的,正是这样一种干部的高度的献身精神,从而完成国家对基层的重组乃至重建。

      但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最为重要的,仍然是干部的高度的政治觉悟,这一觉悟,才是衡量一个干部的最为根本的标准。几乎在所有的当代文学中,干部的落后乃至堕落,都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的丧失,《三里湾》中的范登高如此,《创业史》中的郭振山也是如此。因此,这一干部在理论上又是极其现代的,是现代政党政治的产物,而绝对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利益集团。当我们强调宗法社会的某种功能性的转换时,并不意味着地方主义的复活,恰恰是,由于强调了对群众生活的关心,这一关心就有可能导致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而就其根本,国家利益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罗丹《风雨的黎明》④,在描写解放前夕的鞍山钢铁厂时,就反复强调了地方主义对革命政治的危害性。而在1960年代,扬剧《夺印》(包括后来改编的同名电影),就是围绕“私分稻种”展开叙事,而所谓“私分稻种”正是在关心群众利益的名义下的行为。显然,这一高度政治化的干部,保证了国家“政令通畅”,同时又以自身的人格魅力乃至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赢得基层群众的信任,而“关心”的形式则使政治延伸到中国基层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一“干部”形象地解释了什么是革命中国的“全能政治”。在这一意义上,革命中国所致力根除的,又正是传统社会“有限的地方性”。

　　正是在所谓的“动员”结构中,干部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它既要承担“动员—改造”的政治任务,同时又必须将群众纳入国家政治的统一愿景之中,因此,塑造“好干部”就成为当代文学必须致力的任务之一。当然,这一“好干部”最终通过“焦裕禄”这一符号被经典地表达出来。

　　
　　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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