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抽象的讨论“群众”,包括“动员”结构和群众的政治性参与,是一回事,具体的辨析“群众”这一概念的构成要素以及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的表现形态,则是另外一回事。我并不反对问题的抽象的讨论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这种概念的抽象性,才有可能构成一种想像性的表述,这一表述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文学的。在理论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一表述解释为某种虚构(任何想像或理论都含有虚构的意味),但不可以将其视之为虚假,那样,极可能导致一种对待历史的简单化的态度,并可能取消所有的讨论空间。而虚构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不仅提供一种想像,这一想像同时确立的是一种认同的态度,而且,它提供了一种形式的合法性,正是这一形式的合法性,才可能动员群众的政治参与的热情,才可能使群众获得一种政治主体的地位——起码,在形式的层面。而形式对一个共同体的重要性,显然,已经逐渐引起重视。但是,在深入问题的内部,具体层面的讨论,同样显得非常重要。正是在具体的层面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想像和实践之间的分裂,即使在想像性的叙述中,同样充满矛盾。正是这一矛盾的存在,在文本中留下了裂痕。而裂痕的重要性则在于,我们经由这一裂痕,可能得以更深刻地进入文本,或者说,在不同的意义上,重新打开文本。而小说,尤其是1949~1966年的小说,由于主要遵循一种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因此,不可能永远在一种抽象的或者想像的语境中进行自己的叙述,而一旦它涉及个人的日常生活,概念的抽象性便会被要求还原为生活的实际形态,正是在这一还原性的表述中,文本的裂痕常常自然呈现。

　　
　　在《林海雪原》的第16章,也就是“苦练武,滑雪飞山”一节中,小说构置了这样一个场景——政府为夹皮沟的群众送来了救济粮、棉衣裤和枪支弹药,少剑波对群众讲话说:“国民党,座山雕,抢走了我们的东西,破坏了我们的劳动,下了我们的枪,要想饿死我们。现在政府发来了粮,救活了我们,又给我们开辟了劳动生产的大道,因此我们要好好地保护粮米,保护家园,保护我们的劳动……”作为回应,群众在“激奋情绪”的鼓动下,“冲断了剑波的讲话”:“能不能发枪?二○三首长。有了枪我们进山像打野猪一样打死那些狗杂种。”可是,在这一场景中,李勇奇的眉头却“皱了两皱”,而且还“好像勾起了他满腹的愤怒和埋怨”,于是他开始抱怨群众以前“心不齐,抱不住团”——“有的人是属老鼠的,看到一点东西就想去吃香的,结果被王八操的夹上了耗子夹;有的人是属兔子的,一听见吓唬,什么都不管,撒腿就跑,他*的没点硬骨头。许多事叫人伤心,经不起吓唬,也经不起骗。”

　　在这一场景中,我们实际看到的,是三种话语,或者说三种形象。一是少剑波,他所要承担的,是对群众的说服和动员以及某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也可以说,在这里,少剑波实际成为政党政治的某种形象载体;二是李勇奇,作为率先觉悟的群众的一员,他是一个先进人物,而相较小分队成员,他又是一个次级英雄,可是他却是政党政治和群众之间的一个重要关联;三是群众,群众在这里是一个群体,也是无名的,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革命热情,这是因为革命符合了他们的利益要求,但是,他们又是不自觉的,需要教育、启蒙和正确的政治引导。因此,这三者之间实际构成的正是政党政治—先进人物—群众的逻辑关系,这一关系也同时隐藏在所谓的“动员”结构之中。

      如果说,《林海雪原》还残留着古代侠义小说的痕迹,因此,在叙事中不可避免地会突出英雄,并无意识地流露出对群众的轻视。可是,在其他的作品中,我们却同样看到了类似的人物关系的配置,比如《山乡巨变》。

　　在《山乡巨变》中,围绕邓秀梅的,是刘雨生、陈大春、盛清明这样一些先进人物,而围绕刘雨生、陈大春等人的,则又是次一级的先进人物,比如盛佳秀、盛淑君、陈孟春等,再外围的,是亭面糊、陈先晋等,至于菊咬筋、秋丝瓜等,自然被明确地定义为“落后群众”,是需要教育和改造的对象。和《林海雪原》不同,群众不再是一个无名的群体,相反,他们有名有姓,是一个个生动活泼的个体形象。而且,这些不同的人物之间,构置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未必完全是阶级或者政治的关系,正是经由这些关系,小说展示出日常生活的生动图景。但是,即使在这样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政党政治—先进人物—群众—落后群众的价值判断的标准仍然清晰可见。

　　尽管,1949年之后,对科层制或者官僚主义的批判,一直未曾停止,同时孕育了一种非常可贵的政治设想,即将国家(也即政党)的行政管理置放于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之下,但是,政党政治的领导地位仍然是牢不可破的。由此亦可看到列宁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政党理念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主义和列宁主义并无二致。只是,这一政党政治更被要求为是一种正确的政党政治,因此,在当代小说中,这一政党政治又经常会出现相互对立的形象——正确的或者错误的领导。这一形象上的分裂,在客观上,或者在形式上,又为群众的政治性参与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然而,所谓的群众运动却始终被掌握在政党政治的手中。只是,政党政治/群众利益在叙述中被处理成高度一致。也即政党政治在根本上代表了群众的真正利益。因此,群众仍然是需要“动员”的,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很容易把这一时期的群众的政治性参与处理成一种自发的社会运动。

　　当群众围绕在党,也即政治的周围,自然会出现“先进/落后”的区别,而这一区别的标准依然是政治的。在小说中,这一政治往往被具体化,比如,《山乡巨变》即是围绕“入社”而展开叙事,可是,在这一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更普遍化的,却是每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正是态度决定了个人的政治立场乃至他在“群众”中的具体位置。注意到这一点也许是重要的,强调态度实际上突出了个人的主观意志,而个人的主观意志则是可以改造,乃至最终得以转化。因此,“先进人物”在小说中所承担的叙事功能之一,即是如何帮助、教育和改造“落后群众”。在这里,可能涉及到的是,所谓群众的政治性参与,其前提是个人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而群众身上固然蕴藏着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这一积极性仍然不是自觉的,甚至只是一种无意识,因此,必须通过某种途径,比如教育或者学习,才能转化为一种自觉的政治意识。同时,这一教育和改造,并不完全由国家政治承担,相反,它通过种种中介,比如群众中的“先进人物”,也即“群众教育群众”的方式。在这一意义上,它体现出一种“全能政治”的倾向。而所谓“群众教育群众”的动员—改造模式,最早也许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改造二流子”运动。{25}这一“群众教育群众”的模式,可以说是所谓“全能政治”的一个成功案例,也经典地说明了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并不单纯地指向知识分子,而是含有“全民”的意味,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塑造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只有完成这一“新人”的塑造,所有的政治/经济问题也将随之迎刃而解。显然,在这一政治设想中,“革命中国”并不完全依赖于现代的科层制的管理模式,而是直接依靠群众的社会主义自觉性,因此,它本身又含有极其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以及泛政治化的结构意图。当然,这一设想也是极端理想化的。

　　由于政党政治对未来的理想性设计,常常被表述为代表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在改造和教育群众的时候,“利益”因素并没有完全退出“动员—改造”模式。《山乡巨变》中,刘雨生动员盛佳秀,即是采用“算账”的方式,从山林、田土、人工、牛力、灰粪,等等,详细比较“单干”和“合作”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想像,而是实践性极强的社会行为,这一行为包括了经济因素,这一经济即指向国家积累,同时也指向个人利益。当然,在逐渐激进的叙事中,这一物质性的利益因素渐渐淡出,而更多强调了个人的“奉献”和“无私”。即使在《山乡巨变》中,这一物质化的“算账”也依然只是“先进”人物动员“落后”群众的一种手段,相反,对于“先进”人物来说,恰恰是需要克服自己的个人利益,才能完成这一新人的塑造,因此,个人必须被不断地政治化,这一政治化的过程,也即不断地学习—改造的过程。因此,所谓的政治化,同时构成的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而在《山乡巨变》中,由此构造的正是刘雨生/谢庆元这一对立的形象组合。显然,相对于刘雨生的无私,谢庆元则显得私心过重,因此,在自我改造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谢庆元由“土改”积极分子转化为“合作化”的落后群众。在此,我们看到的是,“先进/落后”的标准并不是永恒的或者固定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一方面,“先进/落后”限制着群众的政治性参与,而另一方面,这一“先进/落后”的标准的可变性,又在理论上为群众的政治性参与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只要在某一“形势”中,符合了新的“先进/落后”的标准,那么,“落后”也有可能转化为“先进”,并因此获得政治参与的可能。这一点,对中国的群众政治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我在下面,比如在涉及“文革”政治的时候,还会继续有所论述。

　　但是,在小说中,这一“态度”并不完全以“政治正确”的形式出现,而是更多地以一种道德化或者情感化的姿态来完成小说想要完成的政治叙事。这一道德化的姿态显然在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提法导致了小说无法将群众完全地阶级化或者政治化,尤其是在1950年代,“革命叙事”对待群众仍然相对温和,但是,却有可能将群众进行道德化的处理,这一处理方式也导致了流行于这一时期小说中“新人新事”与“旧人旧事”的叙事格局。

　　同样以《山乡巨变》为例,在这部作品中,作为先进人物,刘雨生、陈大春等人不仅仅是“政治正确”的代表,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体现了乡土社会的某种道德理想,比如刘雨生公而忘私,舍小家而顾大家;陈大春虽然脾气暴躁,但是为人正直,爱憎分明……当然,后来过多的道德褒扬(比如《艳阳天》中的萧长春),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使得这类人物流于抽象,或者使阅读者常常感到一种高尚的道德压力。但是,它却成为此类小说必要的叙述动力。相反,所谓的“落后群众”却往往是道德上有缺陷的人。小说写王菊生(菊咬筋)虽然勤俭辛劳,但却工于心计,同秋丝瓜一样,都属于乡村中的“厉害角色”,尤其是他对“满叔”一家的态度,更是给人以一种“谋夺家产”的印象,本身即是触犯了乡土社会的禁忌。同样触犯这一禁忌的,当然还有秋丝瓜、符贱庚等人。符贱庚这一形象,在《创业史》也有出现,比如孙水嘴,或者《艳阳天》中的马立本,此类人物常失之于“色”,也即对女性过分地“骚情”、“贪馋”(《创业史》),用柳青的话来说,就是“真使任何一个正经闺女骇怕”。相反,陈大春、梁生宝、萧长春等人,在这一问题上,却显得过于矜持,而在盛淑君的感觉中,陈大春甚至有点“自大”。但往往又是这种表现,反而容易获得姑娘的爱情。此一不同的男性描写,常使人想起中国古典小说,比如《水浒传》的传统,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叙事传统同时更构成了乡村中衡量男性的标准之一。在此,小说叙事所调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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