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群众性参与,显然与另外一种理论设想有关,

也就是我们怎样理解“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觉悟”。按照迈斯纳的说法:“对于毛泽东主义者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并不真的要求这样的无产阶级来实行,而只要那些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人们来实行就行了。虽然在毛泽东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中一再解释这种‘觉悟’的信仰与价值观,但是它的特殊的社会含义是难以确定的。‘无产阶级’既不是特定的社会阶级所固有的属性(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也不存在于某个特殊的组织中(比如列宁所坚持认为的共产党之中)……”因此,它的内容“仍然是含糊不清和残缺不全的”。{16}毛泽东主义的独特性也决定了它内在的矛盾性。{17}所以,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毛泽东一方面感叹“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同时,又特别强调“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阶级性”,而在毛泽东看来,“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因此,这一“微小的积极性”,又被同时表述为:“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并由此看到“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在这里,所谓“社会主义积极性”被隐蔽地叙述为农民的某种自发性的愿望,而这一愿望或者本质,恰恰就是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的可能性。而这一“无产阶级觉悟”的获得,必须依靠党的领导。所谓党的领导,不仅是“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同时还具体化对群众的教育、宣传、动员和改造。因此,所谓群众参与并不完全是自发性的群众运动,而是依靠动员而重新结构化的政治运动。也因此,《山乡巨变》会如此不惜笔墨地描写盛淑君的宣传队,并对“先进”和“落后”作了更详细的区别。而这一点,我在“群众”一节中会作进一步的讨论。

　　必须说明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执政党,不仅党的中央委员会承担起国家行政管理的职能,其基层组织更是直接介入行政乃至经济生活的组织工作。{18}而在小说中,比如《山乡巨变》,区委书记朱明不仅要关心合作化运动,同时负责区里一切的生产活动。显然,执政党的地位,同时意味着党的功能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党的组织面临着科层化的危险。这一科层制的历史语境则在于,1950年代的中国企图实践它的工业化或者现代化的梦想时,它都会主动或者被动地利用现代性的形式,大到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形态,小到科层制的现代管理模式。而这一所谓现代性形式的基本特征,正是它的专业主义倾向。这一专业主义倾向不仅潜藏着一种排斥群众参与的可能性,同时也可能导致社会的重新分层,{19}而最根本的问题则在于“革命中国”有可能面临被“现代中国”同质化的危险。因此,“革命的第二天”{20}的问题,在1950年代,不仅通过反官僚主义,也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被集中显现出来。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动员群众或者群众参与开始移向政治领域,同时,“压力政治”的设想也开始形成,并在不同程度上付诸实践。只有了解这一“动员”结构在政治领域的存在以及压力政治的想像,我们才可能涉及到“百花时代”的物质性基础(尽管这一时代以“反右运动”而被宣告结束),包括此前的各种群众性参与运动乃至压力政治的想像图景。也可以进一步思考,尽管在“反右”运动中,“干预生活”的小说,比如刘宾雁、王蒙等人的作品被严厉批判,但是反官僚乃至反特权的主题依然在当代文学中得到延续,比如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乘风破浪》,一直到1960年代的文学艺术,比如电影《夺印》,等等,也就是说,当代文学实际上一直未曾放弃过对社会的干预。这一现象,固然有多种复杂因素的参与,{21}但是,所谓压力政治以及群众参与作为这一政治的主要构成形式,仍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这并不等于,因为这一政治设想以及群众参与性的运动特征,而就此否定了党的领导。恰恰相反,无论是1949~1966年的社会的实际存在状况,抑或是毛泽东的个人表述,党的领导地位始终是坚不可摧的。即使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毛泽东依然在强调:“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的”,而相信群众相信党,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因此,究其根本,毛泽东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受到列宁主义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列宁的政党理念。

　　矛盾则在于,一方面,毛泽东致力于动员群众,并试图利用群众的批评乃至群众性的政治运动,遏制政党国家化(汪晖语)过程中的科层制趋向,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始终认为,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这样,在叙述中,党实际上分裂成两个形象,一个是抽象的但却拥有绝对的政治正确性(比如“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而另一个则由党内不同意见者(比如右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等等具体的组织形态构成,这一组织形态是需要群众监督、批评乃至改造的。前者不仅构成了中国政治的最高原则,同时也形成了史华兹所谓的“德性统治”。史华兹的“德性统治”尽管语义含糊,但是,如果在“领导权”的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阶级冲突的真正战场不在别处,而在于是否有能力提出一种独立的、广为传播的世界观。而这正是‘领导权’所涉及的领域,在这里,所谓领导权就是阐发和传播具有聚合力的那样一种思想的能力,实际上就是比自己历史性的阶级敌人更广、更好地传播自己思想的能力”。{22}这一“领导权”,实际涉及的也正是话语的竞争力问题。而这也似乎也可以说明史华兹当年的观察,为什么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组织系统曾一度瘫痪,但中国仍然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性,其中,革命话语拥有的竞争力,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这一具有竞争力的革命话语显然来自于“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德性统治”中,同时也含有强烈的个人崇拜的因素。

　　但是,在这两者之间,也就是说,在党的“正确”和“错误”之间,实际上很难划定一条明确的边界。即使毛泽东本人,也经常在这两者之间徘徊,而且,党作为一种最高原则或者最高的政治理念,也依然需要党的具体的组织机构进行支持。这一边界的划定,或者说群众参与以及群众批评的正确与否,又经常是含混不清的,甚至需要面临更复杂的政治局势的制约(比如“反右”运动),{23}甚至政治迫害。这样,我们似乎能明白,在当代文学中,一些重要的批评主题(比如反官僚、反特权等等)会常常隐蔽在某种“正确”的政治叙述之中。而这,恰恰是最需要我们认真处理乃至认真辨析的地方。

　　因此,这一群众的政治性参与,常常与政党(或者政党领袖)的“动员”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或者说,它首先体现的正是政党政治(包括政党精英分子)对国家的想像甚至具体的制度性设计。也因此,这一“动员”结构并不表示绝对的群众自发性的社会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它仍然被控制在政党政治的范畴之中,或者说,仍然含有支配政治的成分。在这一意义上,群众倘若没有政党的允许以及政党提供的表述方式——这一表述方式包括各种政治运动以及相应的运动形态,比如大鸣大放大字报,等等——并不具有任何的政治参与的形式可能。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动员”结构充盈的完全是政党利益或者政党意志。相反,群众的自发性的意愿仍然充斥其中,一方面我们并不能排斥群众利益与政党政治的重叠性,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一“动员”结构的群众基础;而另一方面,群众也经常会利用政党—国家提供的这一形式(包括政治运动的形式)的合法性表述自己的政治见解、愿望以及利益要求,等等。因此,它又不完全是一种“支配政治”。正是这一群众的政治参与性的因素存在,使得“动员”结构在1950年代以后,承当起了某种压力政治的功能。所以,一方面,群众运动常常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出现,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社会运动的因素存在。这样,我们或许能理解,在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总是会有群众的积极参加,并经由这一形式进行自我表述(极端的形式表现则是所谓的“自我控诉”)。

      任何试图利用这一政治描述来直接或者机械地解读当代小说,都可能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但是,我却以为,我们又必须经由这一政治描述方能真正进入小说文本的内部。小说对政治的配合,已经是文学史研究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的惯常的批评模式。但是,从另一角度的进入,在这一文学/政治的关系中,我们却能读到所谓“动员”结构以及包含其中的群众的政治性参与的存在因素,文学的政治热情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也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而被蓬勃地激发出来,并相应地构成面向未来的乌托邦想像。这一想像所激励的,也正是当代文学对生活(包括政治和社会)的积极的干预态度。当然,这一“干预”通常会被具体的政治局势制约,甚至所左右。而困难之处正在于,我们如何才能辨析文学/政治之间的同一性乃至具体的差异性。

　　我反复引用毛泽东的个人表述,并不意味着我试图将当代政治乃至当代文学完全纳入毛泽东的叙事谱系之中,实际上,影响当代社会,乃至当代文学的,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力量以及政治思想的介入,无视这一点,我们很容易把当代历史,包括当代文学史简单化。当然,辨析这样的复杂性,是一项极其艰苦也是更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毛泽东的个人表述又的确对当代政治,乃至当代文学产生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领导权(世界观)的问题上,因此,对当代历史,包括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忽略毛泽东的个人表述,我又以为并不是十分可取的态度。

　　但是,我仍然无意于将这一“动员”结构以及包含其中的群众的政治性参与过度的理想化。实际上,不仅在政治的表述和实践上,即使在小说叙事中,依然充满矛盾乃至某种悖论。我在下面试图讨论的,正是这一“动员”结构如何困难甚至悖论地处理它与某些相关的概念,比如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二、 群众

　　
　　固然,在中国的政治文献以及小说叙事中,“群众”的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但是要弄清这一概念的明确的内涵和边界,仍然是相当困难的,在很多时候,这一概念显得含混不清。与群众相关的,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即所谓的“人民”,这两个概念有时交替使用,有时又略有区别。在交替使用的时候,这两个概念常常含有“人口”的意思,意即“大多数人”,而区别则在于,“人民”常常相对政治制度而言,最经典的表述当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人民”的定义:“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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