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完成群众的普遍性的“动员”,而不是完全依靠权力的强行介入,小说似乎更多地依靠“群众教育群众”的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同时也是一种压力模式,在更多的时候,这一压力来自于“多数人”的叙述形态。《山乡巨变》下卷有“竞赛”一节,讲述合作社和菊咬筋一家“准备挖塘泥去改造低产田”而导致的竞赛局面。显然,这一竞赛已经远远越出了一般的比赛的意义,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味,是合作化与单干的优劣竞争,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话语竞争。“多数人”在此不仅意味着一种人民的政治意愿,也意味着实现经济目的的可能性,同时,更是意味着一种新的共同体的崛起,这一共同体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也是情感和道德的,更是延续了乡土社会的相互扶助的理想性传统。它实际暗示着,游离于这一共同体之外,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毫无前途,同时更可能在这一乡土社会陷入一种孤立和无助的状态,正是后一点,不仅触动了陈先晋,也触动了菊咬筋。而这一模式,也可在《创业史》中见到,郭振山真正恐惧的,不仅仅可能在政治上丧失前途,同时失去的恰恰是乡土社会的尊重。因此,这一模式同时便隐含了一种群众中的排斥机制。但是,以“竞赛”而不是“斗争”来完成这一群众的自我改造,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出1950年代小说不仅呈现出一种相对温和的姿态,同时,似乎也表现出一种政治乃至文化上的自信。

　　这样的“先进/落后”的区分,显然受制于毛泽东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叙述,因此,这一矛盾的更多表述往往围绕“新人新

事/旧人旧事”的冲突展开。而在1949~1966年的当代文学中,这一“新人新事/旧人旧事”的矛盾,实际构成的正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叙述模式。它既体现了强烈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愿望,同时也表达出对整个社会的迫切的改造要求,而这一改造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求个人服从集体,更深刻的原因则是要求个人迅速地建立起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所谓集体只是这一认同过程中的一个中介,或者说,个人—集体—国家之间实际构成的正是某种“一体化”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是说,“阶级”这一概念已经从“群众”中消解,实际上,在“先进/落后”之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出“阶级分析”的烙印。比如,在“发家致富”这一问题上,尤其是个人愿望,我们实际很难在亭面糊、陈先晋和菊咬筋、秋丝瓜之间找到根本的区别。区别只在于,前者出身贫农,后者则是富裕中农。按照中国式的阶级分析的学说,前者具有一种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而后者则更多地倾向资本主义。因此,像亭面糊这一类形象,虽然有私心,但本质上还是倾向社会主义,不仅仍然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同时也依然获得了道德上的合法性。而这类人物的重要意义,则在于通过他们的社会乃至心理活动,较为真实地展示了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形态。实际上,后来所谓的“中间人物”实际指的正是这一类形象,包括《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26}

　　需要讨论的,则是像秋丝瓜等人。周立波在菊咬筋(王菊生)和秋丝瓜(张秋生)的处理上,仍然显得颇有分寸。菊咬筋虽然坚持单干,但是远离政治。秋丝瓜则显得政治意味较浓,尽管作者交待秋丝瓜是兵痞出身,但严格说,这一形象的处理是颇为暧昧的。比如说,作者为何要把秋丝瓜的“单干”和龚子元的“特务”政治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小说给出的理由并不使人特别信服。尤其是第四十七节:“露底”,写秋丝瓜和龚子元的对话,秋丝瓜想要开溜:“我想托我妹夫在株洲找点事情”,龚子元则威胁他说:“你敢?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你离开试试。”这样的对话,很容易使人想到秋丝瓜已是龚子元组织中的一员,但小说直至结尾,仍然将秋丝瓜限定在“人民内部”,而且对他的“入社”表示了欢迎。这样的处理,或许显示出作者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的徘徊。这一徘徊也可看作作者仍然局限在传统的阶级分析的框架之中(也包括柳青、赵树理对郭振山、范登高等人的叙述)。而结束这一徘徊的,则是浩然的《艳阳天》。浩然不仅将马之悦处理成党内的“阶级敌人”,而且也将马立本叙述为“坏人”,这一叙述显然不同于周立波对符癞子、秋丝瓜等人的处理方式。而在“新人新事/旧人旧事”之外,开始出现了“好人好事/坏人坏事”的叙述模式。这一叙述显示出在1960年代,阶级斗争开始向马立本等人扩大。

　　从秋丝瓜到马立本的叙述变化,显示出的是“阶级”这一概念的某种变动痕迹。显然,在具体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阶级”开始从人的社会属性转向人的政治立场乃至政治态度。这一转向实际暗示着,当个人因为自己的利益而采取某种政治立场或者政治态度时,那么,这一立场或态度极有可能改变他们原有的阶级地位。以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来重新划定个人的阶级地位,而不再拘泥于他们原有的阶级成分,正是中国式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征。{27}但是,当这一新的而且主观性极强的阶级定义进入“群众”范畴,不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实际上很难掌握,而更关键的是,这一“阶级”也即“敌/我”的解释权并不在群众自己手中,而是被权力集团所掌握。{28}因此,这也是导致1949~1976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我以为,在我们重新讨论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政治文化的时候,1980年代所形成的某些基本共识,比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不是可以轻易甚至随意推翻的。

　　这样,不仅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即使在小说中,所谓“群众”仍然是一个相当暧昧的概念,而群众的政治参与,实际上也是被限定的,这一限定即来自“先进/落后”的“人民内部矛盾”,也来自“阶级”这一根本的政治区分。而对“群众”的多重的限定或者划分标准,实际上也使得所谓“群众”并不单纯是一个“人口”意义上的大多数的概念,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色彩。同时,这一多重的限定或者划分标准,也导致群众内部的利益冲突甚至排斥性的政治机制。而这一“群众”的实存状况,显然来自于“动员”结构中的支配性政治。

　　尽管这样,我仍然要强调的,是“群众”这一概念所激发出来的某种政治乌托邦的想像。由于“群众”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政治合法性,因此,群众参与不仅在理论上具有一种可能性,同时还因为“动员”结构的运动特征,从而使群众获得一种自我表述的形式。而我以为,在我们考察一个社会的政治或者文化结构时,这一理论或者形式的重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正是这一理论或者形式的存在,才可能激发出一种想像,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转化为群众的政治行动。这一群众运动有可能仍然服从于政党的支配政治,但是其中包含的群众自身的利益诉求,却又因不同的历史和政治条件,表现出尽管隐蔽但又是相对明确的政治要求。只有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找到,比如“文革”早期中国群众运动的起源性的解释,包括群众的政治热情的来源。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对巴黎公社的重新解释中,群众运动同时隐含了成为“人民政治”的可能。这一点,我以后会有另文讨论。而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阶级”的重新定义,一方面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但是吊诡的是,另一方面,它又导致了群众的政治热情,甚至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这一点,在“文革”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也只有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遇罗克《出身论》的写作背景。显然,“政治态度”这一明显主观的区别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导致了群众“自我选择”的重要意义以及理论上的可能性。因此,在所谓的“动员”结构中,尽管有着明确的政党的支配性政治,但是,“群众”却可能随时突破这一支配性的政治框架,也因此,几乎在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中,群众和政党既有同一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紧张甚至冲突,而如何调节这一内在的紧张甚至冲突的关系,也是历次政治运动都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

注释：

　① 关于“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我在《国家/地方:革命想像中的冲突与妥协》中有过简要论述。
　　②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第15~16页,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③ 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④ 莫里斯·梅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第20页,张宁、陈铭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有关中国革命和乌托邦的问题,可参考此书的某些观点。
　　⑤ 我曾经就此章和王鸿生教授有过简单讨论,王鸿生教授对“新社会”的精彩阐释对我有很大启发,在此深表感谢。
　　⑥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1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⑦ 《米燕霞》和《新结识的伙伴》可参见王汶石:《风雪之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
　　⑧ 加斯托:《毛主义与法国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⑨ 本杰明·I·史密兹:《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88页,陈玮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⑩ 比如,在194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党员雇工剥削的现象,而围绕党员致富问题,当时党内高层也有过争论,参见罗汉平:《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二集》第21页,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出版。
　　{11}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18,424,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12} 这些不一致包括组织问题、农民问题、专业主义问题,等等。详细参见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第3章: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若干民粹主义观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3} 比如当时的“三三制”原则,等等。
　　{14} “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在中国大陆(经多次翻印)流行一本名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日本留学生座谈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实况》的著作,书中描述“苏联一般人也多数对政治不关心。首先是苏联政府的宣传,就叫人民群众不关心政治。他们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苏联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是人民的代表,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没有矛盾。政治是他们的事情。工人们只要去采煤、炼钢、分担一种生产任务,放心将政治全部交给政府办理就行了”。参见新谷明生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日本留学生座谈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实况》,余以谦译,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69年出版。
　　{1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出版。
　　{16}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第132页。
　　{17} 比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就新设的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介绍陈云时就说:“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似乎又在强调无产阶级的社会属性。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18} 比如毛泽东在1950年就要求党的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19} 有关专业主义的详细的理论阐述,可参见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20} 贝尔在论及“革命的第二天”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解释:“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75页。北京:三联书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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