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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中的动员结构(上)

时间:2009-8-8 16:45:46  来源:不详
,当代文学通过这一类“干部”,也即社会主义“带头人”的形象描述,表达了自己对“革命中国”的新型的“官员”的想像,并试图以此来重新结构中国的基层社会。那么,它的另一个任务则必然是对现实中的另一类“干部”进行批评乃至批判。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反官僚、反特权”的文学主题。

  恰如我在上文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系统极其严密的现代政党,因此,它势必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全党服从中央”,任何一种形式的地方利益集团包括由此派生的地方主义,都会因此受到严厉的批评。1959年出版的《风雨的黎明》再现了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基地鞍山解放初期的混乱状况,而这一混乱状况实则正是因为各个部门(利益集团)的乱拆乱搬所造成。小说正是通过宋则周、易秋繁和娄堃华、臧冲的对立、冲突和斗争,再现了一种“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地方主义或者地方利益集团,在当代文学的表述中,更多地以另一些形态出现,比如地方利益常常被归结为官员的个人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则被描述为某一政治派别,而这一派别或者是错误的政治路线,或者是隐藏在党内的阶级敌人。也就是说,这一描述往往是意识形态的,甚至是政治的。这一描述固然有其政治的原因,而作为叙述者,却也同时含有“反官僚、反特权”的理想性冲动。这一冲动不仅来自于一种“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同时包含了对未来的统一的国家制度形态乃至政治生活的想像。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重放的鲜花》一书,收录了二十篇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重点批判的短篇小说,其中涉及干部和群众关系的有十二篇。而姚文元发表于1957年的《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⑤,重点批判了所谓的“反官僚主义”,其中既有冯雪峰、徐懋庸等人的言论,比如,徐懋庸当时特别强调:“官僚主义既然还有,那么,我们就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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