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这是一种完全的或者崭新的社会主义想像,在这一想像中,我们恰恰可以读到传统的“刻痕”。因此,在这一想像规约下的“新社会”,既朝气蓬勃,又略显保守。但是,任何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如果完全失去历史的支持,那么,它实现乌托邦的可能性,常常会因此逊色。因此,这一——“新社会”,尤其是在1950年代的表述中,它唤起的可能正是潜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历史记忆,而因了这一历史记忆的被重新唤醒,所谓“新社会”的感召力也反而得以加强。

　　但是,这一——“新社会”并不是要求重新回到历史,相反,它始终坚持的仍然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因此,这一想像就必须加入新的叙事元素。而“妇女”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符号之一。

　　赵树理写于1945年的《孟详英翻身》是一篇纪实性很强的作品(赵树理称之为“现实故事”),⑥小说固然描写了孟详英不甚如意的婚姻,比如,涉县的风俗是:“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具体到孟详英身上,更是如此,她的身世、性格,包括脚大,“这些在婆婆看来,都是些该打骂的条件”。但是,小说并没有纠缠在孟详英的“爱情故事”上,甚至直到小说结尾,作者也没有提及孟详英的婚姻结局,只是说:“谁变好谁变坏,你怕明年续写不上去吗?”赵树理着重叙述的,恰恰是孟详英的非“爱情故事”,比如她如何当了村干部,如何发动群众,如何领导妇女搞生产,最后,孟详英成了劳动模范,还把她“领导妇女们放脚、打柴、担水、采野菜、割白草等经验谈了许多”——“她在会上作宣传,许多村的妇女都称赞她的办法好。今年涉县七区妇女生产很积极,女劳动英雄特别多,有许多是受到孟详英的影响才起来的。”注意到孟详英的这一非“爱情故事”也许是重要的,显然,在赵树理看来,妇女只有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或者公共政治之中,其家庭或社会地位才能真正提高,同时这也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之一,而“新社会”恰恰为妇女的这一解放路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赵树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女性解放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模式,同时,也直接影响了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的创作。事实上,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其致力于叙述的,正是妇女如何积极地介入到社会事务或者公共政治之中,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主体性。而在妇女介入社会的过程中,“劳动”(或者“工作”),正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中介,因此,“走出家庭”恰恰成为当代文学和艺术一个重要的叙事主题(比如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女理发师》等等),以致于连徐义德的三姨太林宛芝也开始向往“工作”(周而复《上海的早晨》)。显然,“新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鲁迅当年的疑问——“娜拉走后怎样?”劳动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更是政治化的过程,因此,妇女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开始成为社会主体,同时也开始成为政治主体,成为“新社会”的积极的支持者。只有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我们才能理解米燕霞和“光头汉子”的争论,不仅是“保守”和“激进”的冲突,同时也是女性和男权的冲突(王汶石《米燕霞》),而在《新结识的伙伴》中,秀气的吴淑兰和风风火火的张腊月,所显示的,不仅是那种“咱们女人也志在四方”的自豪感,同时,更意味着女性作为政治主体的生成。⑦

      如果说,符号控制着我们的想像力,那么,一个新的符号的出现,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解放了我们的想像力,因此,符号领域的冲突,是政治的根本性的冲突。在这一意义上,“女性”的符号并不仅仅局限在女性主义的领域,它所代表的,还是那一时代的政治的想像,这一想像同时又渗透在文学的想像之中。在我看来,“女性”这一符号所意味的,恰恰是经由这一符号表现出的“新社会”和包括女性在内的底层人民的亲密关系,在更严格的意义上,是一种承认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承认的政治”。正是在这种承认中,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地位。并且,经由“新社会”这一日常生活的形态对“革命中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也使“动员”获得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基础。显然,在中国,“动员”并不完全是一种外在的指令,它同时包含的可能是某种群众的自发心理,比如,“当家做主”所带来的尊严感甚至荣誉感。加斯托曾经提到西蒙波娃对革命中国的赞美,比如,“她敬佩中国可以动员每个老百姓拿起拍子打苍蝇”,⑧尽管加斯托语带讥讽,并且隐含着对“同一性”的批评。但是,在这一“同一性”的表象背后,却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现实因素。而问题正在于,对“同一性”的简单化的批评,常常会导致对其中的复杂性的省略甚至忽略,这也是所谓“政治正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此,需要讨论的,正是为什么“动员”常常需要依托不同形式的政治运动,而这些政治运动仍然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这并不是“集权政治”可以完全解释的。真正作用的,可能正在于某种“承认的政治”的运作机制,而这一“承认”正是经由“新社会”在日常生活的层面被体现乃至被表述出来。因此,史华兹在观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曾经提出“德性统治”的概念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承认的政治”恰恰构成了这一“德性统治”的群众基础。当然,离开了群众的认同、支持和自愿加入,“动员”和“运动”就的确会流于同一性甚至强制性的形式,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是,仅仅这样理解“动员”结构,仍然不够。比如,我们可能据此将“动员”缩小到解释成为对国家政治政策的某种配合。这一点并无问题,事实上,大到国家政治,小到一个单位的生产任务,在中国,并不完全依靠科层制的管理系统,在更多的时候,恰恰是依托了这一群众的“动员”机制,比如,“义务劳动”或者其他的群众性参与活动。而在所谓的“单位”的制度设计中,围绕党委的,常常是党、团员,而后是先进人物或者劳动模范,再而后,则是普通群众,即使是某项行政指令,党委也会依靠这一模式,层层动员,配合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共同完成。这一“动员”方式,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隐形”的管理结构。这一制度模式以及“动员”与科层化的关系,我在下面仍会继续讨论。可是,将“动员”仅作如是观,我们仍然无法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治视域中对此加以观察。比如,回到文章开头,我们怎样来理解邓秀梅下乡的真正意图?小说写“省委开过区书会议后,县委又开了九天三级干部会,讨论了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听了毛书记的报告,理论、政策,都比以前透彻了;入乡的做法,县委也有了详细的交代”。这里突出的是“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隐藏的,却是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乡党支部的批评。于是,有了李月辉这个形象的出现。而邓秀梅的任务,不仅是对群众的动员,也包括对乡党支部的改造。应该说,周立波在对李月辉的形象处理上,态度是相当温和的。在小说中,李月辉被描述成为“心机灵巧,人却厚道,脾气非常好。但斗争性差,右倾机会主义者砍合作社时,他也跟着犯了错误”。批评相对激烈些的,则是书中另一个党员谢庆元。而在相关的叙述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中,都会出现谢庆元这样的人物。比如,赵树理《三里湾》中的范登高,柳青《创业史》中的郭振山,浩然《艳阳天》中的马之悦,等等。当然,形象不一,作者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这些形象的出现,固然有其现实依据,⑩而赵树理和柳青的态度也更为激进,但尚未将其归入“阶级敌人”。只有到了浩然的《艳阳天》中,马之悦才被明确叙述为“党内资产阶级”,而萧长春和马之悦的冲突也因此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当然,这和1960年代的政治有关(比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小说潜在的结构意义恰恰是在这里,邓秀梅们的动员和改造,不仅针对着落后的群众(比如“秋丝瓜”和“菊咬筋”),还针对着党的基层组织(比如李月辉和谢庆元),而其背后,显然是“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冲突(在“文化大革命”中,则被正式命名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广大人民——这一“人民”由先进人物(比如刘雨生和陈大春等)、贫下中农(比如陈先晋和盛佑亭等)、可以争取的中间人物(比如盛佳秀等)——蕴藏着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热情,一旦这种热情被动员乃至被激发出来,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这一潜在的结构意义乃至相应的人物关系的配置,同样出现在其他的小说中,比如《创业史》、《艳阳天》等等,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构成了当时某种主流的写作模式。

　　如果说,小说只是含蓄地或者隐蔽地接触到这一政治主题,那么,将这一政治冲突以及相应的政治构想明确化的,则正是毛泽东的个人叙述。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毛泽东一方面将“我们的某些同志”讥讽为“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而另一方面,却高度地赞扬了蕴藏在群众之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且预言“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进而要求“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同时,毛泽东也在抱怨:“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11}”将“领导”与“群众”对立,并且含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因素,同时政治/政策分歧并不在组织内部解决,而是通过动员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来改变“小脚女人”的态度。历史上的孰是孰非,我们暂且不论。仅就毛泽东的叙述而言,我们看到的却是,“动员”在1950年代以后,开始向政治领域转移,并且被赋予另外的功能性意义,这一功能也许可以被表述为:通过动员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而形成的某种“压力政治”。这一“压力政治”有时候针对科层化的管理制度,有时候针对官僚主义,有时候针对保守主义,也有时候针对党内不同意见者,等等。
　　毛泽东对“群众”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组织”的不甚信任,可能意味着毛泽东某种潜在的意识,即认为“人民”具有一种潜在的“普遍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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