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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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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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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理解对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与一般所说的（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cultural research）也不完全相同。作为专门词组的"文化研究"具有更限定的含义，它特指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英国的研究领域，其先驱人物是威廉姆斯（R.Williams）与霍加特（R.Hoggart）。（1）霍加特在1964年创办了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并任首任主任。这是第一个正式成立的"文化研究"机构，也是它在学院内建制化的标志。70年代，文化研究主要在英国国内扩展，许多学校开设了文化研究的课程并授予学位。80年代初开始，文化研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等地得到迅猛发展。至今，它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在其半个世纪历史中成绩斐然，甚至被认为已经进入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中心。比如有人指出："一度被认为是极为边缘的、甚至古怪之偏见的文化研究，现已进入社会与人文科学的中心。"（2）也有人指出："文化研究正在迅速进入当代美国思想与学术生活的主流。"（3）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大同小异。关于文化研究的学术会议越来越多，而且许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的会议实际上都自制决不自觉地引向文化研究的主题。《文化研究》的专门刊物在中国也已经创办。（4）丛书正在一套一套地推出。（5）
但是我始终认为文化研究在90年代中国出现并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来自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的要求，而不是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实践性、参与性的知识活动，这决定了它必须扎根于自己的社会文化土壤，决定了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灵活性。文化研究虽然不能没有"原则"，但是它更多地关心的却是策略。虽然在今天这个中国与世界的界限已经缩得最小的所谓"全球化"时代，学术活动的国界也已经极大地模糊；文化研究的活力在于及时地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转型中的中国向我们提出了急待回答的政治与文化问题，这是学术创新的最重要资源。本章力图表明：扎根中国的现实而不是简单机械地追随西方学术潮流，应当是中国文化研究的根本宗旨。我们并不拒斥、也不迷信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对于西方文化研究的态度应是高度策略性、灵活性与实践性的，是为创建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为服务的。
* 对于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的描述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是因为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门非常复杂、没有统一界定的新兴知识探求领域。因此，笔者见到的每一种关于它的描述几乎都不相同。本书对于文化研究的特征梳理不是历史的而是逻辑的。从历史的角度对于文化研究的梳理，可以参见： S·杜林《文化研究读本》（Simon During: Cultural Studies Reader,Routledge,1993）"导论"、S·霍尔的《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赵斌的博士后工作报告《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陈光兴的《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思想文综》第四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等。
（1）、在西方，有些文章为了区别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常常把前者的第一个字母大写。
（2）、见 Policy Reader in Cultural Studies，Policy Press，1994，P.1。
（3）、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动》，文化研究读本，第66页。
（4）、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出版第一辑。第二辑将于2000年4月出版。
（5）、比如李陀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丛书》1999年起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
1、文化研究：在学科之间游走
文化研究是一个最缺少限定性（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因而也最为人言言殊的知识探求领域。即使在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仍然是变化不定的。从研究对象上看，据 L.格罗斯伯格（L.Grossberg）等人编选的《文化研究》（论文集，1992）"导言"的归纳，文化研究的旨趣涉及：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性别问题、民族性与民族认同问题、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问题、大众文化问题、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1）但是该"导言"在列举文化研究的上述旨趣之后立即声明："文化研究只能部分地通过此类研究旨趣的范围加以识别，因为没有任何图表排列能够硬性地限定文化研究未来的主题。"（2）"导言"还指出：传统的界定一门学科的方式，常常是通过厘定其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型；但是这两者都不适用于文化研究。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S.杜林（S.During）在他编选的《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se Reader,1993）的"导言"中则说："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研究领域。"（3）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文化研究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有意识地地打破科学界线。学科归属上的"无家可归"状态在文化研究的早期就已经定下基调。霍加特在创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就强调：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这一点使得文化研究老是在各种学科之间游荡，而自己则不能、且拒绝成为一门学科。正如澳大利亚昆斯兰大学教授特纳（G.Turner）指出的："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地来自对于学科的挑战，正因为这样，它总是不愿意成为学科之一。"（4）与传统的正规学科不同，文化研究并不拥有、也不寻求拥有一种界线明确的知识或学科领域，它是在与不同的机构化学术话语（尤其是文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话语，以及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分析学的话语）的持续碰撞中，也是在机构化话语的边缘、交叉处开花结果。有人认为，就迄今为止的历史看，与文化研究关系比较紧密的几种理论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论、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样，在何为"文化研究"上给出一个基本定义并达成共识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研究需要保持的正是对于出乎意料与想象、不请自来的可能性的开放性。"（5）对于文化研究的以上特点，著名文化理论家霍尔曾经写道：
在福科的意义上说，文化研究是一种话语的建构（discursive formation），它
并没有什么单一的起源，虽然当它最初以文化研究命名时，我们中的一些人持有某种 立场。在我看来，文化研究从中产生的许多工作已经存在于别人的工作中......文化 研究拥有多种话语，以及诸多不同的历史，它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它包含了许 （1）、（2）、见格罗斯伯格（L.Grossberg）等编的论文集《文化研究》（Culrural Studies, Routledge,1992），英文版,第18页，第1页。
（3）、S.杜林(Simon During):《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英文版，伦敦，纽约，1993年，第1－2页。
（4）、G.特纳(Greame Turner)语，参见C.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0页。
（5）、参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导言"。
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它永远是一个由变化不定的形构组成的系统。它有许多轨迹，许
多人都曾经并正在通过不同的轨迹进入文化研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 场建构的，所有这些立场都处于论争中。（1）
可以说文化研究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反思乃至自我解构-重构-再解构-再重构的知识探索领域。当然这并不否定特定的文化研究派别在特定的时期或出于特定的原因自我封闭化与僵化的可能。学术研究总是存在向典范化或正规化方向发展的动势，在今天这个学术机构化已经成为无可逃脱的历史命运的时代，情形就尤其如此。比如格罗斯伯格就抱怨：文化研究正在以新的方式被制度化，"作为一个制度化场地，它被重新刻入自己一贯反对的那些学术和学科的礼仪规矩。"（2）他同时表达了一种矛盾与苦恼："我们这些致力于’文化研究’的人发现自己既想界定和捍卫它的特定性，同时却不想看到任何界定行动把正在进行的文化研究挡在门外。"（3）而且任何一种知识或理论，尤其是像文化研究这样知识领域，它不可能不提出自己的立场与价值尺度，哪怕是临时性的与可以修改的。文化研究总是在后现代思潮中的绝对的相对主义、反本质主义（从而无法形成自己的立场与价值选择）与本质主义的僵化的立场与价值选择（从而导致僵化、封闭、排他与非历史化）之间进行无休止的斗争。格罗斯伯格的下述观点值得重视："它（文化研究）不妄称总体性或普遍性，只祈求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在什么地方，以便达到某个地方（我们希望那是一个更好的地方，那个地方建立在平等和更公正的财富以及权力分配的基础上）。"（4）所谓[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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