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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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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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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理论与方法在进入中国以后，由于对不同的语境缺乏应有的反思与警醒，致使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产生了极大的错位与变形，甚至违背了西方文化研究的精髓与灵魂。（1）
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随着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大众文化批判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批判也已成为文化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但是，相当多的此类批评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没有把中国的大众文化放置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来分析。"文化"概念在很多学者的文章中仍然是被认为是指涉一个超越、独立、具有永恒价值的自主领域。许多人机械套用法兰克福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以及美国文化理论家杰姆逊的观点，批判中国大众文化的商业主义倾向与平面化、机械复制、感官刺激等文本特征，而没有能够结合中国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历史性转型，把大众文化的出现与特征放置在这个整体性转型（尤其是文化的世俗化）的过程中来把握。结果是中国的大众文化批判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个人情绪色彩以及精英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倾向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把文化视为超越自主领域的思维取向，另一方面则因为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这个大众文化得以产生的具体语境缺少总体把握。结果我们发现，对于中国大众文化的分析范式与评判标准基本上与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没有多少差异。事实上，西方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包括法兰克福理论，都是产生于自身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自身尚且需要不断地重新语境化。（2）如果说在英、美这两个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比较相近的国家，大众文化研究的"出口"尚且需要谨慎对待（如特纳分析所示），那么在社会文化差异悬殊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大众文化理论的移植就必须更加慎之又慎。（3）
而在关于社会道德以及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中（常常"道德滑坡"以及为什么"滑坡"的话题形式出现），大量此类批判文字常常把社会道德问题片面地视作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或文学艺术问题，把社会的所谓"道德滑坡"片面地归结为个体人格或所谓"境界"的滑坡或者是文学艺术在90年代的被冷落的处境。因而不难理解，批判者为道德问题开出的药方也必然是提升个体的道德人格与精神境界，这种理想化了的道德人格经常被拔高到不切实际的高度。这一文化批判的取向实际上恰好没有得到西方文化研究的方法论精髓，即文化，包括道德，就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言，与其说是取决于个体道德人格，不如说是取决于社会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在个人修养的层面上，无论怎么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重要性都不过分；但是，一旦在社会层面上谈道德与文化，忽视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社会环境的联系无疑与西方文化研究南辕北辙。
还有一种现象是把社会道德与人的精神问题片面地等同于文学或审美问题。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这一点体现得极为明显。比如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中，王晓明说："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共文化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4）这里，"文学""公共文化""人文精神""精神素质""精神生活"都是被当作同义词使用的，所以才认为文学的危机就是公共文化、精神素质、精神生活等的危机。即使我们不讨论90年代的公共文化以及精神生活等是否处于严重的危机中这个实质性的话题，我们也不能同意把文学与公共文化、精神生活等同的思维方法与论述方法。因为一个社会的公共文化以及精神生活显然包括比文学多得多的内容（比如公民的法律意识、公民意识、政治参与意识等），同样也就不能只因为文学的被冷落就
（1）、（3）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9页，第650页。
（2）、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请参见本书《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
（4）、《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重点标志为引者加。
得出公共文化与精神生活危机的结论。这典型地表现出人文精神论者一种非常普遍的思维定势：谈论是整个社会文化或精神状态的问题，但是谈论的方式却不是着眼于整个社会总体，而只是取文学自律论或或审美自律论的视角。这种把文化等同于文学艺术的思维与论述方式与威廉姆斯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的论点极为不同。"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个界定带有文化人类学的色彩，这个意义上的"文化"不只是包括可以通过心理分析去认识的个人倾向、态度或理念，更不是等同于经典的文学艺术，"同时也必须通过社会理论去认识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公众行为和行为空间、人际互动机制等等。"（1）这样，即使讨论文学的所谓"危机"（姑且承认文学的确存在这样的危机）或边缘化，也需要从转型时代的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中分析文学在大众精神生活以及社会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活动中的位置的变化。而且从"文学危机"中也不能随便地得出审美精神的危机的结论（因为审美活动的范围显然大于文学），更无法得出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或精神生活危机的结论。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与精神状况的分析必须涉及文化的各个纬度，因而需要采取整体分析的方法。
在后殖民批评与第三世界批评领域，忽视第一世界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错位，机械"进口"、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乃至话题的现象同样十分普遍。不少批评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继承过来，用以批判本土语境中的支配性压迫力量，而是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象当作自己的批判对象。也就是说，这种批判假定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所面对是与西方国家相同的社会文化关系，他们所要解构的是相同的文化霸权--白人男性的文化霸权。它所犯的正是在文化理论的跨语境移置过程中的简单化错误。如上所述，西方文化研究的活力与创造性完全在于它的实践品格与语境取向，在于它始终根据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与历史发展阶段形构自己的批判对象、批判话语与分析范式，从而它不承认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批判对象、批判话语与分析范式。任何理论范式、分析视角与价值取向的选择都取决于特定的语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必然存在不同的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与权力结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处于强势地位的支配性力量，在另一个社会文化语境中则完全可能是弱势的被支配力量；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在西方第一世界业已位居主流的支配性话语，在非西方第三世界可能正是被压制的边缘性话语；同样，在自由民主国家中早已成为过去的原始压迫形式，在专制国家却仍然可能是现实的统治方式。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些非西方的、仍然停留在封建专制状态的第三世界国家，占据支配地位的竟然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或启蒙主义！这样，如果我们不是根据文化研究的语境化要求形成本土的问题，必然使得在一个语境中极具批判性、颠覆性的激进边缘话语，在另一个语境中却蜕变为支配性、压迫性主流话语的同谋，它所起到的正是扼杀边缘话语与弱势群体的帮凶作用。不管这种同谋与帮凶的本质是如何巧妙地掩盖在激进的外表之下（在中国90年代的文化批判中，不难发现此类在激进姿态装扮成的同谋者）。职是之故，我以为，西方文化研究的实践品格、语境取向、批判参与精神以及边缘立场（即始终为弱势群体声张正义），相对于它的具体批判对象与价值取向而言，更具跨文化的有效性与适用性。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实践品格与批判参与精神来批判本土的支配性压迫力量。
值得指出的是，在积极地为简单搬用西方文化批判话语与话题辩护的各种声音中，最主要的一种即是所谓"全球化"。在某些人看来，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国家与民族差异正在消失，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社会文化正在迅速趋同。"地球村"正伴随信息时代而到来；他们更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西方化的过程，
（1）、徐贲：《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89年后的中国文化讨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195页。
这种西方化过程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即已出现，而今天则愈演愈烈。西方化导致中国的自我"他者"化（即西方化），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或启蒙话语以及它所携带的一整套
价值体系已经成为不但在西方，而且在中国都已经成为必须解构的霸权与神话，于是乎中国目前的文化批判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构这种"现代性"霸权，反思中国文化的被殖民化的过程。其中一个未曾点明的潜台词是：全球化以及更早地在中国发生的西方化，已经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如美国）之间变得没有或几乎没有差别，在西方已经成为霸权的现代性在中国也已经"称王称霸"；西方知识分子所体验与遭遇的支配性压迫即是中国知识分子体验与遭遇的支配性压迫。后殖民主义与第三世界批评于是乎大兴。
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多么强调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跨国运作、文化的跨国渗透，或信息告高速公路的神奇魔力，中国依然是中国，中国依然不能等于美国或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是带着自己的传统（从古代中国的旧传统到当代中国的新传统）进入所谓"全球化"过程的。何况，全球化并不只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本土化的过程。认为全球化已经或将会导致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导致一种全球性的统一的文化认同至少在现在看来是一个幻觉（无论是从肯定的意义上还是从否定的意义上说都是如此）。实际上，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同时引发了强烈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原教旨主义的冲动。这就是所谓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实际上，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后冷战时代两种相辅相成、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并发性的现象。正如霍尔指出的，认为全球化将简单地摧毁民族身份似乎太简单化了。它更有可能同时产生出新的"全球的"与新的"地方的"身份。
同时，经验更告诉我们，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致于在西方已经是霸权的东西在中国还处于艰难的边缘处境。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判断一种话语在某种社会文化系统中是否已经处于支配地位的标准，不应当只看文化活动的表层，而应当深入到文化体制以及更大的权力系统，尤其是政治权力系统（文化场域始终无法脱离权力场域的牵制与支配）。离开政治权力系统来谈文化霸权只能是瞎子模象。瞎子模象的寓言告诉我们，瞎子们并不是一点也没有触及象的身体部位，而是错把局部（或鼻子、或尾巴、或耳朵）当成整体，于是贻笑大方。在中国，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是否已经成为霸权的最好的判定标准是，它是否已经在文化与政治的体制中扎根（即充分地体制化），甚至成为压制其他文化的力量。中国很大，谁也不能说自己完全了解中国，谁也不能垄断关于中国的阐释权。但是作为生活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坚信：中国文化批判的对象绝不可能与西方人完全相同，因为他们所面对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结构是相当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会因为所谓"全球化"而消失。从而，本文的结论合乎逻辑地是：中国的文化研究绝不能机械地"进口"西方文化理论话语，尤其是话题。
当然，强调中国具体历史与经验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拒绝对于西方理论的借用。杰姆逊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就"理论是否能够翻译"的问题回答说；"非常清楚，若要理论有跨越国界的兴趣，必须先有某种文化和思想境遇的共同性。如果你们像我一样，相信后期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进程使那些境遇不断趋同，逐渐倾向于使所有国家面对一种相似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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