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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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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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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遇，那么在我看来，即使理论不可绝对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至少它肯定是可以翻译的。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理论问题。在一种全球性的境遇中，我们都关心理论的翻译性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已经在运用理论，已经在跨越国界分享这些理论的条件。非常清楚，理论是由问题和争论构成的，而不是由地域性的解决构成的。那些理论确实通过翻译而常常被修改，法国理论到达美国后被修改了，美国理论到达中国后也被修改了。某种世界性的阶级斗争可以在理论里表现出来，理论也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突出其民族差别
（1）、参见S．Hall: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Modernity and Its Future,edited by S．Hall,D．Held,T．McGrew,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p.304。
并为之斗争的场所，我不否认这些，理论仍然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地方。"（1）就中国的情况看，因为全球化而导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思想境遇"的"趋同"现象是谁也不能否定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夸大这种共同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真地分析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如果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美国化（在很大程度上笔者同意这个判断），那么，全球化/美国化在改写的中国的同时，也被中国改写。不仅中国的大众，也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美国化的选择性"接受"都是十分显见的。全球化固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今天中国不同于以前的中国，但是它当然也没有使中国变成美国。全球化在中国生产出来的许多结果（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不是全球民主化浪潮、世界市场、信息高速公路等全球化的重要方面单独能够解释的。比如跨国公司在中国由于与某些权力集团勾结而导致腐败的加剧，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把它完全归咎于所谓"全球化"。因为同样的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就没有产生类似的后果。对此的正确诊断因而必须是：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某些权力集团是如何互动的。
1998年
（1）《杰姆逊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及其它》，发表于《文化研究》丛刊第一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上一页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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