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官等善为设法留意防闲,并传论乡牌保甲人等逐户稽查,遇有无故纠合人众夜聚晓散,形迹可疑者,即桌官禁约,如仍不改悔,即随时惩处,以示警戒,如此杜渐防微,庶不至酿成大案,杀戮多人,有违我皇上天地好生之心,亦不必崇旧斥新,纷纭扰援,而地方自得字谧矣(69)。黜邪崇正,崇旧斥新的宗教政策,不能解决回教中新旧教之争,经德成奏请调整。
五、反教排外——天主教政策的转变
明清之际,中西海道大通,日益频繁,西方传教士络绎东来,其中多属天主教耶稣会士。他们大都是聪明特达的饱学之士,不求利禄,专意行教。为博取中国官方及士大夫的同情与合作,耶稣会土多以学术为传播福音的媒介。他们博通天文、地理、历法、算学、物理、化学、医学、工艺等,西学遂源源不绝地输入中国。清朝人主中原后,耶稣会土大都为新政权劾力。凡有一技之长者,多召入京中,供职于内廷,或住理历政,或纂修历法,或测绘地图,或扈驾巡幸,或进讲西学,或制作工艺,或帮办外交,内廷之中,一时济济多士。中西文化在基本上并非不能相容。耶稣会士为传教工作的便利,固然将西学输入中国,同时也将中国学术传入欧洲,举凡中国的经籍、绘画、建筑、瓷器等先后由耶稣会传入西方,顺治、康熙年间,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可谓蒸蒸日上。
耶稣会土所传入的科技成果及西学知识,多集中于宫廷,为内廷服务,并未得到地方督抚的同情与合作,康熙年间取缔天主教,首先就是起自地方督抚。康熙三十年(1691)九月,浙江巡抚张鹏翩饬令府县官员欲将杭州府夭主堂拆毁,书板毁坏,以天主教为邪教,将耶稣会土逐出境外。杭州府天主堂住堂传教士段铎泽差人至京告知钦天监治理历法大臣徐日昇、安多。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徐日升、安多具题,恳请解禁。十二月十八日,奉旨:“该部议奏”。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初二日,大学土伊桑阿等奉上论:
前部议得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止今无西洋人供奉,已经准行。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阿罗素,亦有劳续,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将伊等文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尔内阁会同礼部议奏(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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