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即位后，清朝政府的禁教政策，并未缓和。史学家多以西洋传教士卷入清朝宫廷政争为苏正皇帝禁止天主教的原因（79）其实，雍正年间的禁止天主教，是康熙末年禁教政策的延长，所谓耶稣会土与皇四子对抗的说法，有待商榷。雍正元年（1723）正月，大赦，传教士德理格亦获释出狱，但清朝政府却厉行禁教政策，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劾力外，其馀俱安插澳门。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疏陈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往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知力外，馀具安插澳门。经礼部议准，天主教改为公所，误入天主教者，严行取缔。原疏奉旨：“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该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妄行扰累，着行文各省督抚，伊等搬移时，或给与半年数月之限，令其搬移，其来京与安插澳门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80）
雍正二年（1724）五月十一日，西洋人戴进贤奏请勿令催逼西洋人往住澳门。原奏奉朱批云：
朕即位以来，诸政悉遵圣祖皇帝宪章旧典，与天下兴利除弊。今令尔等往位澳门一事，皆由福建省居住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朕因封强大臣之请、廷议之责施行。政者公事也，朕且可以私恩惠尔等，以废国家之舆论乎？今尔等既哀恳乞求，脱亦只可谕广东督抚暂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确议再定（81）。
由引文内容可知雍正皇帝查禁天主教，一方面是遵照康熙皇帝的宪章旧典，萧规曹随；一方面是顾及国家舆论，采纳封疆大臣及廷臣的奏请。同年十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孔毓徇具摺指出：“西洋人在中国未闻犯法生事，于吏治民生，原无甚大害。然历法、算法各技艺，民间俱无所用，亦无裨益，且非中国圣人之道，别为一教，愚民轻信误听，究非长远之计。”（82）耶稣会士供职于内廷，西方科技文明并不曾推广到民间，他们虽以学术为传教媒介，并未得到地方大支的同情与合作，因此，各省督抚多主张查禁天主教。由于各省督抚查禁天主教不遗馀力，以致各处天主堂或被拆毁，或改为公所、书院及庙宇，西洋传教士多被押往澳门。乾隆年间，教难迭兴，地方督抚多将天主教视为邪教，西洋传教士或被处斩，或被监毙，或被长期拘禁。崇泰天主教的内地信徒，多照左道惑众为从律，或发边外为民，或发往伊犁厄鲁特为奴。乾隆皇帝虽无意根绝西洋“异端”，但因督抚及廷臣多主张严办，乾隆皇帝遂遵照祖制，严厉禁止天主教在内地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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