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等会议得，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轰火炮，差阿罗素，诚心劫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有（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作乱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及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随行直隶各省可也（71）。礼部尚书顾八代等会衔具题的题本，于同年二月初五日奉旨：“依议”。四月三十日，殷铎泽入京。五月初一日，段铎泽奏谢解除禁教令之恩。五月初九日，康熙帝召见段铎泽于乾清宫。据杭州俯天主堂碑文的记载，康熙皇帝南巡时，凡遇西洋之人，俱颁温旨教训容留。徐日升等具题指出：“我皇上统驭万国，临莅天下，内外一体，不分荒服，惟恐一人有不得其所者，虽古帝王亦所莫及，即非西教，亦得容于覆载之中。”朝廷也认为将天主教列为左道异端的邪教而加以禁止，确实不宜。从浙江查禁天主教一案可知地方大吏已将天主教与邪教相提并论，而欲行禁止。康熙皇帝和廷臣则认为将天主教视为邪教，殊属无辜，而对天主教采取宽容政策。由此可以反映在康熙年间，朝廷与地方大吏对待天主教的态度，并不一致。《清代全史》对此有一段分析如下：

    康熙帝统治中期，天主教是在一种和谐、融合的气氛中发展的，是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黄金时代”。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很久，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左右，形势就发生了剧变，即康熙对天主教从实行“容教”政策改变为“禁教”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时中国国内局势比较稳定，不需要也不怕传教士与之对抗。相反，怕的是天主教在民间迅速传播，会动摇其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一方面，即是所谓“礼仪之争”的问题（72）。康熙年间，由于理学实用主义的盛行，西方科技文明，受到康熙皇帝的重视，耶稣会士在地方上的活动，相当频繁。例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四月，雷孝思（J．B．Regis）、白晋（JoachimBouvet）、杜德美三人奉命测绘万里长城位置，以及附近河流。同年十月，费隐（Frideli Xavier）、雷孝恩、杜德美奉命前往黑龙江一带测绘地图。康熙五十年（1711），雷孝恩与麦大成（ Joannes Fr．Cardoso）奉命前往山东，杜德美、费隐、白晋及奥斯定会传教土山遥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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