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情道理书》，见《太平天国印书》，第529页。按：天京城直至1855年下半年始恢复家庭生活。)杨笃信1860年访问天京时，仍在城墙上看到了一张同样内容的天王诏旨：“上天的规定，东、西王可各有十一位妻妾，南王及其他诸王皆有六位。高级官员有三位，中级二位，低级一位。此依等级决定妻妾之多少乃为天定，不得嫉妬。”(见邓元忠著《美国人与太平天国》（中译本），台北1983年版，第163页。)在这里，洪秀全已将天命作为腐化的遮羞布。
罗马尼亚学者亚·泰纳谢指出：“对于宗教的抨击不仅因为它始终是理性进步的障碍，而且，还因为它无法奠定真正的道德和公平的*制度的基础。”(亚·泰纳谢：《文化与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页。)“上帝是天下人人大共之父”的观念曾诱发洪秀全萌生了建立一个公平正直、天下大同之社会的*理想，但实践证明这仅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相反，“真命天子”观、“天命”观却使洪秀全身体力行了一套不平等的封建专制制度。从另一个角度看，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近代西方曾成为启蒙思想家民主思想的源泉之一，基督教新教伦理也成了促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但洪秀全却凭藉上帝的全能做起了“父子公孙坐王朝”的酣梦。这种南辕北辙式的结局恰恰证明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作为一个封建意识浓厚的农民领袖，洪秀全无力超越历史和传统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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