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帝”或“上帝”，商、周之际及以后又称作“天”或“皇上帝”(冯友兰认为：在中国文字中，“天”这个名称至少有5种意义，“上帝”是其一。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从遗留下来的甲骨卜辞分析，“上帝”被理解为能够主宰一切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事情，其号令即“天命”。待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出笼后，历代封建帝王俱自称为“真命天子”，宣扬君权神授，“天”遂成了皇权的象征。在封建社会，凡与天有关的一切事务均由皇室独擅，诸如祭天、制订历法等，凡僭越者则被视为犯上作乱。
因此，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观念相比，中国传统的“上帝”既无创世作用，也不具备基督教一神教的宗教排他性。梁发为了避免因传播基督教而被人斥为“从番”，遂在《劝世良言》中引经据典，硬把这两个不相关的概念揉合在一起。洪秀全吸收了梁发这一思想，并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相联系，从而产生了革新社会的思想。他在《原道救世歌》中指出：“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其时狂者崇上帝，诸侯士庶亦皆然。试辟人间子事父，贤否俱循内则篇。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何分西北，何分南东。”(《原道救世歌》，见《太平天国印书》，第10页。按，太平天国改“王”为“狂”。)在同年所作的《原道醒世训》一文中，洪秀全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认为既然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人人都是其子女，那么，为什么惟独君王才有敬天的权利呢？本来，“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那么，又为何人世间存在“此疆彼界之私”、“尔吞我并之念”呢？洪秀全憎恨其时“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社会现象，憧憬建立一个“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以上均见《原道醒世训》，载《太平天国印书》，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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