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也有与西欧相区别的特点，清季这些投资近代企业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上层人物，很多已经通过捐纳和投入洋务集团，获得或虚或实的官衔，从而进入“绅商”、“职商”的行列。不过，在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影响更大的还是官僚地主直接向近代企业投资，如周学熙、陆润庠、张謇、许鼎霖、王清穆等，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各地“绅商”的领袖人物。此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半殖民地特点，那就是由买办转化的民族资本家占很大比重。关于这个问题，汪敬虞先生的《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一文已经讲得非常透彻。我只想指出一点，即这批人当中很多也拥有或虚或实的官衔，早已出入官场的徐润、唐廷枢、郑观应之流自不待言，就是“商气”更重一点的祝大椿、刘人祥等人也有候选道之类的官衔，他们通常也被称作“绅商”或自称“职商”。

　　总之，对绅士之中“绅商”这一部分应作具体分析，要认真研究他们有无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趋向以及转化到什么程度，切不可因为他们固有的官绅、买办身份而抹杀其资产阶级的属性。由官而绅而资本家，张謇固然堪称典型，但李平书也很有代表性。李曾任知县、提调之类官职，为“沪绅”中威望甚高的领袖。到1909年为止，“数年之间，先后创设女子中西医学堂、育贤女子工艺学堂、上海电灯公司、华盛保险公司、 □新垦牧公司、上海南市商团公会、城厢内外救火联合会、中国图书公司、上海中国品物陈列所、上海中西医院、又独力创办□新蚕事试验场，附设女子讲习所，又倡议赎回上海自来水公司。”(《图画日报》第五册（己酉七月初五），《当代名人记略》。)从这些事业和企业的性质来看，李平书已经由封建官绅走进了资产阶级的队伍。上海另一著名“绅商”周廷弼则属于由商而绅的类型。他从无锡农村来到上海，以煤铁生意入手，由于经营得法，到1907年为止，创办或参加投资的企业已有□昌五金煤铁号（共7个厂号）、苏经丝厂、苏纶纱厂、裕昌缫丝厂、信成银行、锡金劝工厂，合发锑矿等十几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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