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赏,因为他一向认为,就知识分子世界观和*信仰的形成而言,教育因素有时比家庭经济状况更起作用。
我之所以追述这件往事,无非是想说明:对于*界和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来说,不能简单地按家庭出身来划分阶级,而必须考察他们的言论和行动究竟代表哪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与意愿。我在芝加哥会上曾重申此说,这是因为张玉法先生不仅强调辛亥革命的许多领导者“出身贫寒之家”,并且断定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其中没有一项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所以不能不把这层道理讲清楚。
判断一次革命的性质,不能仅仅根据领导这次革命的党派团体的宣言和领袖人物的主观愿望,更重要的还是必须认真考察其主要的社会实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要社会效果。历史固然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但它并非许多个人活动简单的堆积,而是由许多相互关连的群体(如阶级、阶层、政党、社团等等)组合而成的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充满着纷纭复杂的各种矛盾着的思想和意愿之间的冲突,但归根到底还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提供了人们全部历史活动的客观基础。因此,上述这些社会群体决不是自由的任意的相互结合,而是直接或间接受着特定生产关系的制约。说到底,历史就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并且服从于一定规律的客观存在的运动过程。任何出类拨萃的英雄豪杰都不可能超然物外,都必然是出生在一个既存的社会环境之中,并且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逐渐联结在一起,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制约与影响。纵览中外历史,在每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在每一个社会新陈代谢的转捩时刻,总有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自觉地带头承担伟大的历史使命。而所谓历史使命,就是社会发展客观进程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领袖人物只能是最先意识到并且向群众阐明这个课题,也只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来求得这个课题的解决,此外别无其他选择。这样说岂不是历史宿命论吗?答曰非也。我们并不否认领袖人物的思想境界、聪明才智以至性格癖好,都有可能给历史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所有这些东西都不会改变历史总的进程。我们也不否认偶然性因素有可能对历史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它们也不会改变历史总的进程,而且偶然性一般是体现着必然性。社会历史运动诚然是错综复杂,迂回曲折,但总还是有规律可寻的。
即使象孙中山先生这样伟大的领袖人物也不例外。我很喜爱他的两句名言:“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谓世界潮流就是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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