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趋势，所谓人群需要就是迫待解决的社会中心课题。他老先生确是承认并且尊重客观历史规律的，他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始终自觉地顺应潮流不断前进。他出生于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他前半生的革命事业主要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进行的。当时的世界潮流和人群需要，亦即历史客观进程所提出的重要课题，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谋求中国的独立、进步和富强。在二十世纪初年的历史条件下，解决这个课题的最先进的方案就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这也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因为当时在中国最先进的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最先进的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由于无产阶级依然处于自在状态，资产阶级的意愿与要求便从根本上影响着革命运动的进程和方向。
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些最伟大的革命家那样，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也是真心诚意为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们在主观上都是以整个民族即“全民”的代表自居。因此，同盟会的纲领没有一个字提到资产阶级，这是没有什么可以使人感到奇怪的。重要的问题是纲领的社会实质，以及纲领付诸实施以后产生的社会效果。存在决定意识，这又是唯物史观的一条原理。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思想意识，怎么可能不反映并反转来影响这个社会的环境呢？孙中山先生常说：“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 (《胡汉民先生自传》，台北党史会1978年影印本，第198页。)在某种程度上正包含着这层道理。
对于同盟会的纲领，当年革命党人内部即有不同的理解，后世学者的分析更是众说纷纭。不过，孙中山先生晚年亲自审订并经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这次会议的宣言，倒是作过非常具体的说明：“依当时之趋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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